而其他各藩见状则把政府的禁令当作耳旁风，私铸金银不停。
而此时的明治政府仍然实力不济，内部既无力量可以制约萨土两强藩，外部尚无足够实力镇压其他藩国。
而这个方案政府内部也有不满声音，为首的便是首席财政大臣，会计官由利公正坚决反对这个声明。
由利公正是太政官札的始作俑者，但是他认为太政官札应该是不可兑换纸币。
对于伊达宗城声明中声称的等值兑换一事，由利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无谋的举动，会导致政府财政破产。
为了反对此事，由利放话说如果非要按照外交上的需要就要实现货币等值兑换，他便辞职不干。
先前大隈和伊达的提议，只是暂缓了各国给予的压力，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各国的谴责，政府必须迅速拿出对策。
这时候大隈还兼任会计官副知事，所以政府下令大隈负责准备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劣币和假币的方案。
大隈的方案则基本上根据伊达的声明一样，于是政府决定要吞下这枚苦果，宣布接受大隈的意见。
然而萨土等藩阀，由于率先宣布“版籍奉还”势力大大增长，气焰滔天。
藩阀派以大久保利通为首，极力反对大隈的方案，大隈等人刚刚得到政府宣布同意大隈的举措，连飞脚都派了出去。
结果飞脚被大久保利通的人抓回。
大久保利通直接上书，指责大隈等人是“商人之辈”“见识浅薄”，坚决要求停止任何的货币改革。
大隈闻讯大怒，一气之下干脆向中央递了辞呈。
可是木户孝允十分看重大隈重信的才能，所以他才会当面和大久保说这件事情。
木户孝允深吸一口气，目光直视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大人，我深知各方均有难处，也有各自的考量。
但如今局面，已非一藩一地之私利可以左右。
北海虽小，却能迅速统一币制，建立信用，其纸钞甚至可用于对外采购。
反观我国，若继续维持此种混乱局面，信用破产，不仅外商却步，列强轻视，更会严重阻碍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大计！
设立新的中央银行，发行信用坚实的统一货币，已是势在必行。
此举并非仅为模仿北海，实乃救我日本金融信用、稳我维新根基之必需！”
“况且，新币制的确立，若能妥善规划，亦能兼顾各方利益，理顺财政，为后续产业发展提供血液，最终受益的将是整个日本国，请以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共渡此关。”
大久保利通沉默了很长时间，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木户虽未点名具体的事情，却已让他无法回避。
他深知木户所言非虚，货币问题确实已成为维新事业的一个巨大脓疮，若不处理，可能溃烂全身。
最终，他长长吐出一口气，语气略显艰涩：“木户大人所言，不无道理，货币紊乱，确已危及国信。
既然势在必行，那便需详细筹划，务求稳妥，尽量减少震荡。
此事，我原则上不再反对，但具体方案，必须慎之又慎。”
见大久保态度转变，木户孝允心下稍安，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也松了一口气。
财政的话题到此边结束了，大家随即说起了其他的改革。
很快，一系列旨在强化国家统合、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
1870年，也就是明治三年初，天皇颁布《大教宣布诏书》，正式确立神道为国教，赋予其超越宗教的国家祭祀地位，旨在通过神道信仰强化天皇权威和国民精神统合，为维新变革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同年政府发布《平民苗字許可令》，允许所有平民拥有和使用姓氏。
此举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身份限制，旨在废除封建等级表象，促进“四民平等”，为建立近代国民国家和社会动员扫除障碍。
紧接着，为系统推进产业发展，政府正式设立工部省，作为主管矿山、铁路、灯塔、造船、机械制造、通信等近代产业的中央机构。
工部省的设立，标志着“殖产兴业”政策从口号进入了由国家主导、有计划实施的阶段。
其初期重点便是聘请外国技师、引进技术、兴办官营模范工厂，并着手规划铁路和电报网络建设。
明治政府内部暂时搁置了对北海的直接敌对行动，大久保等人沿着“内治优先”、“殖产兴业”等维新政策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