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如果林直原本可能被判七年，取得谅解后可能降到四年甚至更少。如果再结合其他从轻情节，甚至有可能争取缓刑。”
她说得很快，像是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意见，每一个字都经过严谨的法律逻辑推敲。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些话背后藏着多少不确定和恐慌。
宋谦没有立刻回应。
车子在高架上缓慢行驶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青棠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也能听到宋谦逐渐变得沉重的呼吸。
“需要多少？”他终于问，声音很轻。
林青棠沉默了片刻：“不知道。这要看受害人的态度，看他想要多少，也看我们最多能拿出多少。”
她苦笑着补充：“在刑事案件里，谅解书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受害人用他的谅解，换取经济赔偿和心理补偿。价格没有标准，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博弈和受害人的心理预期。”
“但肯定不是个小数目。”宋谦说，这次是陈述句而非疑问句。
林青棠点头：“不会少。持刀杀人未遂，哪怕未造成重伤，受害人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是真实存在的。要让他愿意出具谅解书，赔偿金额必须足以‘抚平’这种创伤——至少在他主观感受上如此。”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而且我们时间有限。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取得谅解的最佳时机就会过去。如果等到法院审判阶段，效果会大打折扣。我们必须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前，完成赔偿和谅解。”
宋谦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突出，皮肤下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他盯着前方的路，眼神却有些失焦。
林青棠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
他们俩都不满三十岁，结婚三年。宋谦是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她是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两人的收入在这个城市属于中上水平，但远谈不上富裕。
他们有一套还在还贷的房子，一辆车，一些存款——那是他们计划用来生孩子、换大房子、应对突发状况的“家庭基金”。数额不算小，但也不足以轻松应付一场可能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谈判。
而且，宋谦的父母是普通的退休教师，虽然有些积蓄，但那是他们的养老钱。林青棠的母亲——也就是林母，早年丧偶，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现在靠一份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几乎没有存款。
如果真要“给足赔偿”，意味着清空他们夫妻的积蓄，可能还需要向双方父母求助，甚至考虑抵押房产。
这些念头在宋谦脑海中飞速闪过。他感到一阵窒息般的压力，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他的喉咙。
他对林直的不满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
那个总是活在自己世界里、敏感又脆弱的弟弟；那个为了所谓的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的弟弟；那个三年前毕业时信誓旦旦说要在杭城闯出一片天地、给家人更好生活的弟弟——现在却因为感情纠纷持刀杀人，把整个家庭拖入深渊。
宋谦记得林直刚和姜颜在一起时的样子，眼睛里有光，滔滔不绝地说着未来的计划。他也记得后来林直越来越频繁的加班，越来越疲惫的神情，和越来越少的家庭聚会。他劝过林直，工作重要，但生活更重要，尤其是对待感情要成熟理智。
林直总是点头说“姐夫说得对”，然后继续埋头加班，继续忽略女友的感受，继续在自我感动和自我怀疑中挣扎。
直到现在，酿成大祸。
宋谦的胸口堵着一股气，愤怒、失望、无奈，还有深深的疲惫。他想大声质问，想发泄，想问问林直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对家人造成什么影响。
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沉默地开着车，嘴唇抿成一条僵硬的直线，眼镜后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又被强行压下。
林青棠侧头看着他紧绷的侧脸，心里一阵刺痛。她知道宋谦在想什么，因为她自己也在想同样的事。
作为姐姐，她对林直的感情更加复杂。她记得小时候跟在自己身后、软软地叫“姐姐”的小男孩；记得父亲去世后，才十岁的林直红着眼睛说“我会保护妈妈和姐姐”；记得他考上大学时全家的喜悦；也记得他工作后一次次因为加班错过家庭聚餐时，母亲失落的眼神。
她爱弟弟，但此刻也恨他的不成熟和冲动。
更让她痛苦的是，她即将面临一个职业伦理和家庭情感的残酷冲突。作为律师，她清楚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尽快委托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为了避嫌，她本人不能直接代理），收集证据，分析案情，制定辩护策略，同时积极争取受害人谅解。
但作为姐姐，她无法像对待普通客户那样保持绝对的理性和距离。她会担心、会恐惧、会愤怒，也会在夜深人静时质问自己：是不是我做得不够？是不是我这个姐姐没有尽到责任？如果当初多关心他一些，多和他谈谈，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车子驶下高架，进入老城区。街道变窄，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错，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一带是杭城的老小区聚集区，林母住在一栋建于九十年代的六层楼房里，没有电梯。
宋谦在小区门口停下车。老小区车位紧张，路旁已经停满了车，他不得不将车停在稍远的地方。
两人下车，清晨的阳光已经有些灼热。林青棠抬头望向母亲家所在的四楼窗户，白色的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的衣领，又抬手摸了摸发髻，确保每一根发丝都整齐服帖。这是她上法庭前的习惯动作，用外表的严谨有序来强化内心的镇定。
宋谦走到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心有些潮湿，但依然温暖有力。
“走吧。”他说。
林青棠点头，两人并肩朝小区里走去。她的高跟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像是倒计时的钟摆，一步步走向那个已经被彻底改变的未来。
她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将分为“这件事发生前”和“这件事发生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他们所有人——林直、母亲、她自己、宋谦，甚至宋谦的父母——都将在这场风暴中承受不同程度的冲击。
但她别无选择。
她是姐姐，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律师。她必须撑住，必须找到那条最可行的路，带着这个家走出泥潭。
哪怕那条路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四楼的房门在她敲响第三下时打开了。林母站在门口，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她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散在肩上，眼睛红肿，脸上满是泪痕，身上的睡衣皱巴巴的，脚下甚至没穿拖鞋。
“青棠……”她看到女儿，眼泪又涌了出来，颤抖着伸出手。
林青棠一把抱住母亲，感觉到怀中瘦小的身体在剧烈颤抖。她的眼眶也红了，但她强行忍住泪水，轻轻拍着母亲的背：“妈，没事的，我们先了解情况。没事的。”
她说得很坚定，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
宋谦站在一旁，看着相拥的母女俩，眼神复杂。他抬头望向屋内——熟悉的客厅，熟悉的家具，墙上挂着林父的遗照和林直大学时的毕业照。照片里的林直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眼神明亮，对未来充满希望。
而现在，那个年轻人正在公安局的拘留室里，面临着可能改变一生的刑事指控。
宋谦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他想起自己曾经对林青棠的承诺：“我会照顾好你和你的家人。”现在，这个承诺变得如此沉重，沉重到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