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台大外文系教英国文学史的李达三教授到香港去教书，侯健邀我回台大专任教这门主课，这是我终身志趣。
在编译馆的岁月，风夜从公，我非常认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学文化的计划，包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进军世界文坛，放下“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从文学的角度新编国中国文教科书，以及编纂西方文化经典和“现代化丛书”。
很多人以为我会继续这份工作，但我内心真正喜欢的是回校园教书，因此当我离开时，也就无所眷恋了。
离开国立编译馆那早上，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曾度过五个夏天的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那棵美丽的变树。在一切俗务烦恼之外，我曾多少次从那台新的电动打字机上抬头，看到日影移动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树》歌（joycekilmertrees”）之中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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