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当然有许许多多新闻，能上报的和不能上报的，汹涌而至;传闻，共匪说解放台湾之时，不降者北经淡水跳海，中部去新竹跳海，南部去鹅
銮鼻。这时，我在武大团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湾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码头搭船。那艘船上挤满了人，连船尾都有人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半悬在外，只求能回到上海，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变局。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已经决定留在台湾，把仅有的六个银洋送给他作盘缠，分别时末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见。
在失去一切之后，来到台湾时，他们全仍未满三十岁，那时尚不知，辉煌的大篇章永远无缘写出了。台湾局势最混乱的时候，我哥嫂第一个女儿出生，为了应变，他在台北南昌街祖了一间小木屋准备开一小型辗米厂（在西南逃难途中，他看到在变局中，各地的辗米店皆可存活）。那木屋上有一个相当矮的二层楼，他的几位好友和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看看;他们的辩论会与棋局同样热烈，记者资料多，对往事，对现状，意见充沛，言语激烈。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荡不已，有时客人一面走下木梯，一面仍在回头辩论，相约明日黄昏再来，大家悲愤、傍徨之心暂时得以纾解。当日情景，半世纪后回首，反而成了温暖的记忆。之后各自成家四散，再也没有那般风云际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