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点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在黄桅桦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马。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马，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马，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女娃儿”放在马背上，马都“不晓得”!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马旁——是师长的马，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入踏瞪，扶我抬身到马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瞪，坐稳在巨大的马鞍上，抓紧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马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马，凉爽的风吹透了我少年的短发。
那种感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马。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马……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狭壁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个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种兵，从长城喜峰口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马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头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柑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己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逼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庭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国军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