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襄讪笑道：“倒也不纯粹是为这个。”他这会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也没心情谈情说爱，负着手在房里踱了几步，说：“钱还好说，换成银票揣在身上就是了，只是这连人带马的，往哪藏？我这支队伍，面子上还是归云南军政府辖制的，被他们知道我想跑，还不给我扒下三层皮来？”
令年说：“你是去上海正经谋生，又不是去做土匪，怎么还要偷偷摸摸？蔡督军现在在省政府很有威望，只要他点头，别人也不好刁难你。”
杨廷襄一听督军二字，心里先不愿意了，说：“要他点头，没有好处怎么行？你以为他是个留洋回来的学生，就不爱财？”
令年道：“我看，比起真金白银来，他更爱民心和声望。他最近不是大张旗鼓要办煤矿局吗？你那几座矿山给他不好吗？”
杨廷襄立马拉下脸来，“那怎么行？”
相比杨廷襄动辄发怒，令年倒是一直和声细语的，她说：“我知道，你自认为手头有几个矿脉，奇货可居，想要以后靠它们发笔大财，可惜你一没机器，二没人才，空守着宝山，没一点实际的好处。等去了上海，鞭长莫及，又没多余的人马把守，平白落在别人手里，你又有什么办法？而且你一个政府要员，却还堂而皇之地在乡下占山为王，怕还没发财，先要惹祸。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它折价换做煤矿局的股份，一来成就了名声，二来有了现银，即刻就能派上用场。”
杨廷襄听她说完，半晌不语，令年当他实在不舍得，便起身要送客了，“晚了，明天再说。”
杨廷襄却不肯走，皱起眉头，苦笑道：“你说话，怎么活像你家二哥？”
令年一怔，说：“和他没关系。”
杨廷襄道：“当然没关系，他恨不得自己来吸我的血，怎么肯替我打算？”这么一感嘆，对令年不由多了几分亲近，把椅子拉到她妆臺旁边，说道：“这么说，上海和南京那边也要好好打点一番，还得请你帮我算一算帐了。”
令年奇道：“你要去谁的府上打点？”
杨廷襄豪爽起来，也是眼皮都不眨一下，说：“那边官场上叫得上名字的，当然都得打点。”
令年失笑，说：“大方也不是这样子的。花钱也要落好处，像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都送上一笔，一来浪费，二来，有人嫌少，有人怕多，不见得皆大欢喜。这种地方，枪打出头鸟，你自己赤手空拳，又不知深浅，不如暂且低调点吧。”她握着辫子，手肘撑在桌上，说：“但是呢，没有个一官半职，也是不行的，当兵的爱惹事，怕和当地豪强冲撞不说，那些厘卡关口，只认官印不认人，被他们一路盘剥，恐怕没到上海，你先钱财散尽了。”
杨廷襄可为难了，“又不能露财，又不能动武，谁肯平白给我这个面子？“他说：“总不成又要去求于家两兄弟？”一边嘴里连声说不去，摇起头来。
昏黄的电灯投在令年脸上，她垂着睫毛想了想，说：“我大哥现在不做官了，求他不见的有用。我二哥……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他肯定更不愿意帮你了。你这个官，能唬人就够了，不见得要有实权，我有个朋友，兴许可以去求求她。“
杨廷襄不禁问道：“是什么人？“
令年犹豫了一下，说：“是我在南京上学时认识的一个人。南京政府多得日本人资助，走日本领馆的路子，一定有用。正好我认识的这个人，有一些做官的日本朋友。好在她也不贪，送几千块钱，也足够了。”
几千块钱对杨廷襄而言，并不是个很难的数目，他爽快地点了头，叫金波拿钥匙，去钱匣里取了几张银票来，请令年当场写信，交由信任的人送去南京。因为令年不肯透露这个人的身份，杨廷襄为了避嫌，便坐到一边，不时在令年侧脸上一瞟，忽然没头没尾地笑起来，说：“于二虽然刁钻，但算一算这笔账，我也不算亏。要是这趟去上海，于太太愿意再送我个十万二十万算嫁妆，那就更好了。”
令年一楞，手里笔都掉了。往外一瞧，夜色深得像墨一样。送信的人还在旁边等着，她拾起笔来，匆匆把信封好，交给下人，说：“我有东西忘在酒店了。”便径直往外走了。
杨廷襄有了这封引荐的信，如获至宝，哪管她又是发的哪门疯，只叫几个带枪的士兵跟着，自己打个哈欠回房去睡觉了。一觉睡醒，姨太太玉珠在房里伺候，杨廷襄往外头望了望，说：“太太还没起？”
玉珠嗤一声，“刚刚才回来，你等中午吧。”
杨廷襄吃了一惊，“跑哪里去了？”
玉珠道：“昨晚不是说丢了东西在外头的酒店吗？找了半宿，回来一脸的不高兴，我可不敢问她。”
玉珠嘴上不承认，其实最爱听壁角。杨廷襄问她丢的什么，玉珠说是块玉牌。他便没往心里去，说：“我当是魂丢了。一块玉牌，最多三五百块钱，算的什么？”他这会对令年也算颇上心了，当即叫人去玉器行，要送几件上好的玉器给太太挑，算是酬谢她的引荐之恩。
玉珠听得直泛酸，哂笑道：“老爷对太太可真好。”
玉珠爱撒娇，杨廷襄对她还是挺喜欢的，便笑骂了一句：“你懂个屁。”不等玉珠追问，他讲报纸弹得欻欻响，“报纸上叫什么来着——都是为了实施‘太太外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