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吃上。那时候还很少有现在这种张扬地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毛病，吃吃喝喝的事情基本上都限制在自家的锅碗瓢盆里。关上房门吃喝是不大招惹别人的，只要关紧门窗别让香味三天两头跑出来就行了。至于吃完饭要切记擦干净油嘴也是不难做到的。关紧门窗和擦净油嘴这两点在我家是有着明确分工的，前一点我母亲自己比较注意，后一点我们大家在我母亲的督促下共同注意。因此，我们家除了都比较白胖外，还没有什么遭人议论的。
在穿上，我母亲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大众的越是安全的真理。在这种真理的指导下，我的家人的衣肴打扮在岛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即便是块好料子，也要做成大众的式样，这样，自己穿着舒服不说，还不硌别人的眼睛。这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诀窍是我母亲掌握的人生原则之一。
梅亚莉就不行。或者说，在这些生活阅历上，梅亚莉比我母亲差了不知多少。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面惹人注目的旗帜，走到哪黾，“呼呼啦啦”地飘扬到哪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这种猎猎飘扬的旗帜可能太多，也就不显得什么。但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孤岛上却不行了。她这面旗帜简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讨厌，尤其是惹女人们讨厌。
首先这个娘儿们自己不开伙不做饭而是一直在机关食堂打饭吃。
这就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她不惯。男人们嫌她不会过日子，说她是个“败家的娘儿们”；女人们则嫌她好吃懒做，说她是“有钱烧的！”说来也奇怪，岛上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家有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觉得他们两口子都有工作都挣工资，养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是不改初衷地认定她家有钱。可能在岛上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们朴素地认定：大城市里有的是高楼马路，盖得起那么高的楼，修得起那么宽的路，没钱行吗？！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换衣服，这套还没穿脏呢，那套就又换上了。这就不太符合岛上的人们等衣服脏了再换的习惯。再说，她这种衣橱里的衣服多得换不过来的架势也挺让岛上的人们反感的，令男人们心里有压力，令女人们心里有不平。
总之，她就像一面旗帜，又像是一张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飘扬声中，被别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梅亚莉的处境，私下里对我父亲说：“你看吧，她要是不改变自己，还有她好看的。”
我父亲是个正派无比的人，他最讨厌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亲是在饭桌上说这话的，令我正端着饭碗的父亲非常反感。父亲皱着眉头把碗里的饭吃掉，声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边抹嘴巴边说：“你少说点别人，还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亲在父亲的身后气得变了脸，她尖厉了嗓子说：“她是你什么人，说说也不行？”
母亲的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处。
母亲也算个随军十几年的“资深”家属了，但母亲总是不能同父亲的同事们的家属打成一片。她不待见别人，别人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她就在家属中显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亲懂得收敛，脑子里还有“分寸”这根弦，因此，她仅仅是受到孤立，还没到梅亚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同梅亚莉的闭结就显得有些被逼无奈。她们俩的密切往来，倒给一句老话提供了依据。
那句祖上传下来的老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接下来的日子琐碎而漫长。
在琐碎和漫长中，我上到了小学三年级。这个年纪使我对发生在学校的那件事有了讲叙的权利，不必对诸位灌输经过舌头们搅拌的伪事实了。
这年柳条儿刚抽绿，人们从一冬的臃肿里刚挣脱出身子，事件就发生了。
那是件揽进了三个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现今的人们见怪不怪的那种三角恋爱。但那时不行，“三角”关系远没有今天这样时髦、新潮和理直气壮。在偏僻闭塞的小岛上，“两角”都够生活单调的人们兴奋一阵子的了，別说“三角”了。
从初始的窥视、嘀咕到中间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后的评判、裁决，整个事情让人们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讲述中，事情变得冗长拖沓，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听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以。其实，只要帮他们把乱七八糟的线脉捋一捋，事情一点都不难讲。
人物是学校里的三个老师：教语文的王老师，教美术的葛老师，再就是她，教化学的梅老师。
梅老师的介绍省略，王老师和葛老师还要稍费一点口舌。
王老师是个男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我一概说不大清。那一年我毕竟只有十岁仅上小学三年级，太苛刻的要求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只记得王老师个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阴着张脸难得见他有个具体的表情。他看谁都像看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耐烦得厉害。头挺大的，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一根受潮划不着火的火柴。据说他挺有才的，别的我没见过，春节渔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我是见过的，好像挺棒的。我还听过他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说不上，反正知道他会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师是个女的，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葛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当地人把到了这种年龄还嫁不掉的女人统统叫做“老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