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费尔特是桥梁，连接纽约、德州和亨茨维尔。
那么鲍勃和卡尔的任务就是引信，让关于白宫水门事件的丑闻持续延烧。
在冷眼和嘲笑中，将追查进行到底。
如果这场调查只有卡尔·伯恩斯坦，那么在10月的某次威胁之后，真相可能就此夭折。
他靠直觉呼吸，靠情绪写作。
他能从会计闪烁的眼神里读出恐惧，也能从作废的支票里嗅到阴谋的味道。
但卡尔也是脆弱的。
当白宫的律师团开始对他进行人格暗杀，当他发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的跟踪车死死咬住，当同行们在沙龙里公开嘲笑他是个幻觉症患者时，卡尔内心的火容易烧得太快。
没有支撑的直觉，在绝对权力的重压下，最终会演变成自我怀疑。
他会因为愤怒而失去节奏，最终在孤独中选择放弃。
如果只有鲍勃·伍德沃德，这场调查则会没有结果。
鲍勃是海军出身，逻辑、等级和既定程序刻进了他的基因。
他敲门会礼貌地出示证件，用一板一眼的语气提问。
如果对方是一个老练的官僚，只需要用一句完美的无可奉告或者虚假的流程挡箭牌，就能把鲍勃困在官僚主义的迷宫里。
没有冲击力的严谨，在政治博弈中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鲍勃会把调查做得四平八稳，他能整理出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但在这种级别的事件中，一板一眼的追踪，最终只会流于形式，被束之高阁。
正是因为鲍勃和卡尔组成的搭档，才让他们能够做到才让这场原本会被湮灭的调查产生了穿透力。
鲍勃负责构建骨架，卡尔则负责注入灵魂。
当然这出戏，有了一个更高明的导演——教授。
在亨茨维尔红石基地里，林燃从未真正离开过指挥位。
对于教授而言，鲍勃和卡尔是棋子，但也是致命的变量。
教授精确计算了尼克松的心理阈值。
他让鲍勃和卡尔在冷眼中持续受挫，是为了让尼克松在连任中变得愈发傲慢。
这种傲慢最终会让白宫的防御系统在德克萨斯彻底过载。
最能体现导演功力的，是他对林登·约翰逊的动用。
教授明白，单靠两个年轻记者的笔杆子，不足以摧毁一个刚刚连任的总统。
一切就位，只等大戏开场。
尼克松的政治生命正式进入倒计时。
能够看出这点的，除了珍妮和林燃外，还有费尔特。
费尔特在纽约时报的顶层窥探到这出戏的全貌后，内心为之震动，和教授导演的阴谋比起来，他过去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看的那些政治斗争都太低级，太小儿科。
教授导演的阴谋又有些太华丽。
华丽到，费尔特感慨，难道这就是华国文化在政治斗争中几千年积累后的产物吗？
难怪孙子兵法在西方阵营也是畅销书。
同时，费尔特还感到了颤栗，自己要是能导演这样一出戏该多好，哪怕只有一场，大戏落幕的时候，自己哪怕死了都甘心。
“教授不愧是教授，在政治上也是大师手笔，玩弄尼克松总统像德意志闪击波兰。”
......
10月，华盛顿的雨水带走了最后一丝暑气，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阴湿。
鲍勃·伍德沃德再次站在那个地下车库的阴影里，呼吸中带着白雾。
“你们慢得像是在爬。”费尔特的身影从承重柱后显现。
在时隔两个月之后，V终于再次联系他们了。
这让鲍勃的内心安定了一些。
在这漫长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的调查进度陷入了停滞，有一些结果，但那些结果不足以将这件事定死。
加上来自白宫的巨大压力，尼克松民调数据的领先，导致了他们在做的工作就像是无用功。
鲍勃和卡尔最主要的工作是敲门。
他们弄到了一份名为连任委员会的职员名单，上面有三百多个名字。
每天下班后，两人开着鲍勃的福特，穿梭在华盛顿郊区的廉价公寓和中产社区。
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试图说服那些会计、秘书和助理开口。
绝大多数人一听到华盛顿邮报的名字，就像见到了瘟疫。
门在他们面前砰然关上。
偶尔有人开口，提供的也只是碎片：“是的，我见过现金”，或者“某人的办公室里有过奇怪的电话”。
这些证词在法庭上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小人物根本接触不到核心，他们无法指证哈德曼，更无法指证尼克松。
10月，他们遭遇了调查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关于哈德曼的错误报道。
他们通过多方信源，认定尼克松的大管家哈德曼就是控制那笔秘密基金的五人之一，并报道称这一事实在大陪审团前得到了证实。
实际上，证人休·斯隆虽然在内心确认这一点，但在大陪审团正式提问时却因为程序问题没有说出口。
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抓住了这个漏洞，在全国媒体面前公开处刑《邮报》。
这次失误让两人的公信力跌至冰点。
连《邮报》内部也开始怀疑，这两个年轻人是不是在玩弄政治自杀。
这种错误让之前所有的调查成果都显得像是一场充满恶意的编造。
“那是冷暴力，鲍勃。纯粹的、高高在上的玩弄！”
“两天前，就在白宫北门，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奈儿香水味。但她的安保那群穿着黑西装的杂种，差点把我的胳膊卸下来。而她呢？珍妮·赫斯特，她甚至连眼角都没往这边斜一下。她就像在看两只挡路的流浪狗！”
卡尔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回荡。
“我们联系不到她，电话打过去永远是主编在开。我们在红石基地吃土，在纽约淋雨，结果现在她回到了华盛顿，成了社交圈的宠儿，而我们成了整个政治圈的笑柄。”卡尔狠狠吸了一口烟，“她把我们当成了一次性的擦手纸。”
鲍勃·伍德沃德始终没有说话。
“卡尔，闭上你抱怨的嘴。”鲍勃说：“你真的觉得，以珍妮·赫斯特的身份，她能在白宫门口拉着两个正在被总统追杀的记者共进午餐吗？”
“真相就在你的工资条里。”鲍勃转过头，盯着卡尔，“想一想哈德曼事件后的那天。全美都在嘲笑我们，齐格勒在电视上把我们形容成新闻界的耻辱。按照正常的新闻伦理和政治压力，本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名字从职员表里抠掉，然后把我们踢到马路上。但结果呢？”
卡尔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本是在咆哮，他的声音大得能把编辑部的天花板震下来。”鲍勃回想起那天本·布莱德利把稿子摔在他们脸上的神情，“他骂我们是两个无可救药的业余选手，骂我们差点毁了整张报纸。但他从未让我们滚蛋。哪怕是在白宫威胁要撤销邮报所属电台执照的最黑暗时刻，他递给我的是一串新的线人名单，而不是解雇信。”
鲍勃敲了敲仪表盘，发出一声闷响。
“在这座城市，没有人能无缘无故地挡住白宫的重压。本能保住我们，是因为有人在更上一层的地方，替《邮报》挡住了致命的子弹。珍妮的安保团队越是表现得凶狠，她的眼神越是冷漠，就越说明她正在和我们进行物理意义上的切割。这种切割是防火墙。”
卡尔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她不认识我们，我们才安全。”鲍勃继续说道，“如果她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们微笑，那哈德曼的错误报道就不再是技术失误能解释得通的。到时候，不仅我们要坐牢那么简单。”
卡尔颓然地靠在椅背上：“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当这对不受待见的败犬？”
“不。”鲍勃发动了引擎，福特车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我们需要追查到底！”
尼克松在民调中以60%对38%的绝对优势碾压麦戈文。
在这种体量的民意面前，鲍勃和卡尔写的那些关于秘密基金的文章，就像是浪花，瞬间就消失在民意的海啸里。
卡尔·伯恩斯坦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半夜惊醒，觉得整座华盛顿都在嘲笑他们。
一直到V再次出现。
“民调没动，先生。尼克松领先麦戈文整整二十个百分点。”鲍勃摊开手，掌心被雨水打湿，“我们需要更直接的东西，能把白宫办公厅主任和那些钱直接锁死的东西。”
费尔特没有说话，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递到鲍勃面前的是一个极薄的胶片卷。
“去查那个叫赫伯特·卡姆巴赫的男人，他是尼克松的私人律师。他不仅在管钱，他还在管那些水管工的家庭津贴。如果你想让这座大厦倒塌，就去扯断这根保险绳。”
回到《邮报》编辑部，卡尔·伯恩斯坦已经连续48小时没有合眼。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空的纸咖啡杯，烟灰缸里塞满了肯特牌香烟的过滤嘴。
“卡姆巴赫，总统的私人律师。”卡尔抓起电话，手指在拨盘上带出残影，“鲍勃，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意味着尼克松不仅知情，他还在用自己的家臣去掩盖重罪。这不再是竞选委员会的烂账，这是白宫的私刑。”
“只是你不好奇，V手上一直有关键线索，为什么他要在今天才给我们？”鲍勃没有陷入找到线索后的狂欢中，而是陷入了沉思。
现在太晚太晚，晚到尼克松领先优势太多，麦戈文就算紧紧追上，也没有办法逆转劣势。
时间太短，还有不到两周就要投票了，新闻甚至来不及发酵。
“如此详细的线索，细到钱款在银行后台的流向。”鲍勃内心闪过深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