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成为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周鲠生当时力推“革命外交”，他总结革命外交“的要义”：第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第二是“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
换言之，就是无视一切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承诺，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予承认，强迫原条约国家重新谈判订立国人认为平等的新条约。
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付诸实践。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落实在中东路事件上，张学良鲁莽自大挑起了中东路事件，但是在苏联的武力威胁下，还是派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谈判，收回了部分中东路权益，但是这一方案报到南京，唯恐东北安静下来的蒋介石马上拒绝，要求全面收回整个中东路，之后的失态就是枪杆子解决一切，东北军大败亏输，张学良也对与洋人的战争自信心严重不足，所有在918当晚力避冲突，希求外交解决，所以在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一力要求取得外交部部分权力，推荐自己的亲信王家桢担任外交部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