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长治县各乡各堡的地主宅邸，门庭若市，却又气氛诡异。往日里互相串门多是攀比田亩、炫耀新收，如今却变成了压低声音的密谈和焦灼的权衡。
“老哥，你真打算卖了？”张家庄的张员外捻着胡须，眉头拧成了疙瘩，看着来访的李地主。
李地主叹了口气，端起茶碗又放下，眼神飘忽：
“不卖？
不卖怎么办？
佃户都跑光了！
剩下几个老弱，连锄头都抡不动！
眼看开春地要是荒着，租子一粒收不上来，坐吃山空？
那林县长说的债券、股票，听着是悬乎，可你看看外面，”他指了指窗棂外，似乎能穿透高墙看到那沸腾的工地，“那架势，像是要停的样子吗？工业区那边，听说又新起了两座大窑！这钱投进去，万一真成了呢？”
“万一不成呢？那可是祖宗传下来的地！”张员外声音发颤。
“祖宗传下来的地，现在没人种，就是死地！是累赘！”
李地主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破釜沉舟的狠劲，“与其烂在手里，不如搏一把！林永年这个人手笔大得吓人，跟着他，或许真能沾点光？”
类似的对话，在无数地主厅堂里反复上演。
疑虑、挣扎、对祖产的不舍，最终在佃户流失的冰冷现实，和林永年描绘的实业债券、公司股票那金光闪闪却又迷雾重重的诱惑面前，一点点瓦解。
晋兴银行的门槛，几乎被踏平了。
往日里门可罗雀的银行大厅，此刻挤满了穿着绸缎长袍、神情复杂的地主们。
他们或独自前来，或三五成群，手里紧紧攥着厚厚的地契文书。
银行里临时增设的柜台后面，穿着崭新制服、戴着眼镜的年轻柜员们，动作麻利却一丝不苟。
算盘珠子拨动得噼啪作响，蘸水钢笔在契约和登记簿上飞速划动。
“东城外水浇地一百二十亩，中上田，作价银元八千六百块。
张老爷，您确认无误，在此签押，按印。”
柜员声音清晰平稳，将一份《田亩转让契约》和一份《长治实业债券认购书》推到一位面色灰败的老地主面前。
老地主的手颤抖着，拿起笔，看着契约上自愿转让几个字，又看了看旁边债券书上那诱人的年息数字和领航者公司担保的字样，眼神挣扎良久，最终一咬牙，重重签下名字，按上鲜红的指印。
那枚红印，像从他心口剜下的一块肉。
“债券收好，凭此券每年六月、十二月可至本行领取息钱。
本金待债券期满或公司上市后，按章程兑付或转股。”
柜员将一叠印制精美、盖着红章的债券郑重递过。
旁边，另一位稍显年轻的地主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这六百亩坡地，作价三万一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