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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翰在《申报》上连续刊发的《今日之中国当看山西》系列报道，犹如投入民国初年纷乱政坛的一连串巨石，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文化教育、经济民生的范畴，最终荡漾到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权力核心。
那些详实的数据、深刻的剖析和极具感染力的叙述，将一个过去被视为封闭、保守的内陆省份，骤然推到了全国舆论舞台的中央，也摆在了北京大总统府和南方革命党人议事桌的显要位置。
北京，总统府。
段祺瑞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色沉静地听着幕僚们的讨论。
桌上摊开的正是沈文翰关于山西粮食储备、税收增长和工业实力的几篇报道剪报。
“芝泉公，”一位身着长衫的资深幕僚扶了扶眼镜，语气凝重，“此前阎百川屡次来电，强调晋北匪患与蒙疆流寇勾结，要求赋予其对绥远乃至蒙古相关地域的军事、民政整顿之权。我等只道是其欲效仿汉代州牧，行割据之实，且绥远、蒙古地广人稀，贫瘠苦寒，纵使予他，亦不过是个包袱。但观今日《申报》所载……”
他指了指剪报上的数字：“年税收有望破千万银元，储粮数百万吨，军工、重工初具规模，更有此等舆论为之张目……这阎百川，恐怕所图非小啊。他要绥远、蒙古，绝非仅仅为了剿匪安民。”
另一位身着军装的幕僚接口道：
“总长，山西实力膨胀如此之速，已成北方不可忽视之力。
其地处要冲，若与我为敌，或倒向南方，则肘腋之患立至。
不如顺水推舟，应其所请。
绥远、蒙古确系贫瘠之地，治理不易，且与苏俄、外蒙错综复杂。
让阎百川去经营，正好可使其力量消耗于北疆荒漠之中，无力南顾，亦可借其手屏障北疆，我等坐观其成。
若其能稳定边陲，功在中央；若其陷入泥潭，亦可削弱其实力。”
段祺瑞微微颔首，目光深邃。
他深知阎百川是员干将，但也知其绝非池中之物。
用贫瘠的北疆之地拴住这头日渐雄壮的“西北王”，使其为中央看守北大门，同时消耗其精力财力，不失为一招妙棋。
“嗯，百川一向标榜拥护中央统一，其请虽涉扩权，然理由冠冕堂皇，为巩固国防。可予应允，但须明令其一切行动需秉承中央意旨，定期禀报。且看他在那塞外如何施展。”
广州，非常国会会场外的一处寓所。
孙中山先生与几位核心革命党人也在研读沈文翰的报道。
气氛与北京不同，更多了几分复杂的感慨与战略考量。
“展堂，果夫，你们看，”孙先生指着报道中关于山西教育普及、实业兴隆的段落，“阎百川在山西，倒是做出了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民生改善，力量积聚，其路数与吾党革命之理想，亦有相通之处。”
胡汉民沉吟道：“先生，阎百川虽非我党同志，但其治理山西，确有过人之处。如今他声名鹊起，成为举国瞩目之力量。其此前提出经略绥远、蒙古之要求，北京方面犹豫不决。如今看来，其志恐在开发北方，积累实力，以待时变。”
蒋中正则更关注军事和地缘角度：“阎百川要绥远、蒙古，表面理由是剿匪固边，实则欲取得战略纵深和资源。
此地虽目前贫瘠，但地域广阔，连接西北、东北，战略地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