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燕京，已是寒意初透，夜风里挟着料峭的清冷。
首都机场航站楼内灯火通明，往来旅客步履匆匆，唯独国际到达的出站口外，乌压压挤了一大圈人。
他们或踮脚张望，或低声交谈，所有人的目光总是望向一处。
等到夏春带队从海关口鱼贯而出时，欢迎的人群已经遥遥欢呼起来。
《茶馆》演出团回到燕京的消息不胫而走，来接站的大都是燕京的热心观众和媒体记者。
无数双手在空中挥动，无数句“欢迎回家”在空气里回荡。
《茶馆》出国演出两个月时间，演出脚步遍布西欧四国二十多个城市，所到之处场场爆满，观众热情欢迎，报纸、广播、电视连篇报导，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文化出海的第一次盛世。
回到燕京之后，各种汇报活动、采访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对于演出团的同仁们来说，补助终于领到了手，自然还要抓紧机会去挑一件免税的家电。
在这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之中，人艺的艺委会悄然开始运行。
演出团回来的第一天下午，首都剧场内，就在演员们还在讨论什么时候去买家电的时候，艺委会正在针对西方戏剧的发展情况开展一系列的研讨活动。
两个月的时间，《茶馆》剧组人员除了演戏之外，无时无刻不在对西方戏剧进行观察、学习、探索。
大家在演戏之余，也受邀去各国剧场看了不少当地优秀剧目，歌舞剧、莎翁剧、现代话剧均有涉猎，此时正是到了总结经验，复盘反思的时候。
作为编剧的钟山自然也在列席范围。
此时，蓝田野正在总结发言。
“我们这一路走来，外国剧场的制度设计、舞台设置和观众氛围的设计都有其独到之处，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人才。”
蓝田野看看坐在上首的曹宇和刁光谭。
“国外剧场搞的是公司化运营，一个剧团里，可能只有导演、编剧、策划几个人的创作核心。
“他们搞完创作工作，可以把相应的工作转包给不同的制作公司，然后从整个市场里寻找合适的演员。
“就这样，一路签订合同，排练、演出，自负盈亏，竞争强度显然要高得多。”
“对于我们来说，受限于剧团的体系问题，我们没办法这样做。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这一代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人都已经到了演艺生涯的末期，中国怎么再培养出一代人来？我们的制度是什么，这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番话说完，所有人都沉吟不语。
刁光谭默默的做完笔记，点点头。
“蓝田野同志讲的很好，来，英若成也讲讲吧，你去西欧好几次了，体会如何？”
英若成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钟山，开口道，“我这次去，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戏剧界对于编剧环节的重视。”
“比如德国，他们就有专门的文学师。
“文学师是比编剧更高的人，主要负责剧本创作与戏剧结构设计，往往一个人带领一群编剧，共同创作，效率很高。”
“比如一场戏，剧本大纲出来之后，有人设计台词，有人设计舞台走位，有人设计桥段、场景。
“这种细分让专业度提高了很多，创作时间也大大缩短。”
这些内容说出来，曹宇连连点头，等英若成说完，他点评道，“剧作的问题确实是个关键，下一步我们也要有所学习、调整。”
说罢，他望向钟山，展颜笑道，“小钟啊！你也说两句？这次你可是出了大风头啊！”
此言一出，大家都哄笑起来，看向钟山的眼神都是赞叹、佩服，甚至不可思议。
七天写完一出话剧，不仅为演出团解决了潜在的大麻烦，甚至自己还直接保送阿维尼翁戏剧节。
更难得的是，创作出来的话剧，西方的大家看完主动挥舞支票要买，大家做梦都想不出这么魔幻的剧情。
钟山也咧嘴笑笑，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才开口谈起了体会。
“我这次去西欧，除了写了《糊涂戏班》之外，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关于剧场建设的。”
“在我们参观的这些剧场中，尤其是在伦敦西区这样剧场集中的地方，我发现一个特点，越是现代化的剧场，越是体量缩小。”
“六十年代以前，一个大剧场能有两千个座位，到了现在，新投入的剧场往往只有300-500个座位，这很有意思。”
钟山看着若有所思的艺委会成员们。
“小剧场有什么优势？我的想法是‘快’——创新快、实践快，当然了出了问题，失败得也快。”
“可整个伦敦西街事实上就是靠小剧场实现创新的。”
“与大剧场相比，小剧场做一个新剧成本很低。他们设备简单、服装道具甚至简陋，相应的，票也非常便宜，很容易吸引低收入观众。”
“而低收入观众，恰恰是对内容最敏感的，他们没多少钱看戏，反而更珍惜娱乐的机会。”
“再加上小剧场没有演员、剧目名气的加持，靠的只有剧本和表演。”
“经过这样的大浪淘沙，优秀的剧目自然会被发掘出来。
“剧团有了名气，就会被大剧场邀请，去更大的舞台、赚更多的钱，吸引更多的观众。大剧场也成了优秀剧目扬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