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所受教育和统治经验的根基。
李承乾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缓缓点头，语气愈发慎重。
“父皇所言极是，士人维系纲常，治理国家，其重要性，儿臣岂敢否认。”
“儿臣并非要否定士人之功，亦非妄图颠覆四民秩序。”
他话锋一转。
“儿臣只是在想，这‘四民’之分，或许并非亘古不变之真理，亦非仅仅基于职责与贡献。”
“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层的……分野。”
他斟酌着用词，终于吐出了那个李逸尘灌输的概念。
“儿臣近日重读《管子》、《盐铁论》，乃至《史记·货殖列传》，偶有所得。”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不再仅仅从‘业’之分，而是从‘势’与‘利’之分，来看待这天下之人。”
“《管子·国蓄》有云：‘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又云：‘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于二孔者，其国半利……利出于三孔者，其国不守’。”
“此言虽论国君敛财之道，然亦揭示一理，即‘利’之流向与集中，关乎国势强弱。”
李世民目光一凝，《管子》他自然熟悉，这是帝王术的重要典籍。
太子引用此篇，意欲何为？
李承乾继续道：“《史记·货殖列传》亦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载：‘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太史公此言，分明指出，财富多寡，自然导致地位高低、役使与被役使之分，此乃‘物之理也’。”
他引用的都是李世民熟悉的经典，但将其串联起来，指向一个方向。
“儿臣愚见，若将《管子》所言‘利出一孔’之‘利’，与太史公所言因富致‘役’、‘仆’之理相结合，再看我朝现状，或可窥见一丝真相。”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而清晰。
“农人拥有口分田，看似拥有‘生业之本’，然其产出之‘利’，大部分通过租庸调流入朝廷、官府，小部分或流入地主之手。”
“其自身所留，仅够生存，甚至不足。故其‘利’薄，其‘势’微。”
“工匠依附官府或私人，其技艺所创之‘利’，几乎尽数被官府或主家汲取，自身仅得存活之资。故其‘利’更薄，其‘势’更微。”
“商贾虽能聚‘利’，然因其地位低下，无政治权势庇护，其‘利’随时可能被权势者以各种名目剥夺，难以稳固。”
“故其虽有‘利’，却难成‘势’，甚至因‘利’招祸。”
“而士人，尤其是高门士族，”李承乾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
“他们或通过科举，或凭借门荫，掌握权力——这最大的‘势’。”
“凭借此‘势’，他们不仅可以获得优厚俸禄，更能影响政策，保护并扩张自身家族之‘利’，甚至可以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农、工、商所创之‘利’的分配。”
“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循环：有权者愈易得利，有利者借利求势，或至少寻求权势庇护。”
“而无利无势，仅凭劳作创造‘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者，则始终处于‘利’与‘势’的最底层。”
李承乾总结道，语气带着一种勘破世情的冷静。
“故而，儿臣浅见，这天下之人，若依其在实际生产与权力格局中所处之根本地位，或可大致分为几类，而非简单的士农工商。”
“其一，皇室、勋贵、高品官员，他们位于‘势’与‘利’的顶端，制定或深刻影响‘相处之规’。”
“其二，中下层官员、地方豪强、大地主，他们拥有相当的‘势’或‘利’，是‘相处之规’的执行者与受益者。”
“其三，普通士人、自耕农、自由工匠、中小商贾，他们或许拥有少量‘生业之本’或技艺，但‘势’微‘利’薄，是‘相处之规’的主要遵守者与被汲取者。”
“其四，佃农、雇工、官奴私婢，他们几乎不拥有‘生业之本’，纯靠出卖劳力为生，处于最底层，其‘生发之力’几乎被完全汲取。”
“父皇，”李承乾抬起头，目光灼灼。
“这或许便是隐藏在‘四民’分野之下，更深层次的……阶级之分。”
“阶级一词，古虽不显，然《左传》昭公七年有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此虽是古制，且言等级，然其揭示的人因地位不同而形成的层层臣属关系。”
“与儿臣所观察到的，因‘利’、‘势’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隔阂与对立，其理相通。”
“并非所有士人皆属上层，寒门士子若无背景，其处境恐比富庶农夫亦不如。”
“亦非所有商贾皆属下层，若能结交权贵，成为皇商官商，其‘势’与‘利’亦不可小觑。”
“但这更说明，决定一个人所处位置的，并非其‘业’之名称，而是其实际掌握的‘利’与‘势’，及其在‘相处之规’中所处的地位。”
李世民彻底震撼了。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如同雕塑。
书房内寂静无声。
太子这番话，引经据典，却又完全跳出了经典的框架。
他将《管子》的敛财论、《史记》的财富观、《左传》的等级说，与自己观察到的现实、以及那套“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的理论熔于一炉。
锻造出了一把名为“阶级”的利器，生生劈开了他眼前一直笼罩着的迷雾。
是啊，为何前隋炀帝时，民力枯竭，天下皆反？
正是因为那套“相处之规”对底层汲取过甚，破坏了“生发之力”的根基，导致承载“生发之力”的庞大阶级无法生存，最终“相处之规”彻底崩溃。
为何本朝立国，需行均田，轻徭薄赋？
正是要调整“相处之规”，安抚那最重要的、创造基本生存资料的阶级，使其“生发之力”得以恢复。
为何山东世家敢于对抗朝廷？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方上最大的“利”与“势”的结合体，他们有自己的“相处之规”，试图抗拒朝廷的“相处之规”。
为何发行债券会引发恐慌？
因为那本质上是朝廷利用最高“势”力，对未来“利”的提前汲取，一旦信用不足，掌握财富的阶级便会恐慌，导致经济动荡。
一切以往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在这套“阶级”分析的视角下，仿佛突然有了清晰的脉络。
李世民感到一阵口干舌燥。
他端起早已凉透的茶盏，饮了一口，冰凉的茶水滑过喉咙，却无法浇灭他心中翻腾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