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李逸尘来到了两仪殿偏殿。
殿内燃着淡淡的檀香，李承乾已坐在案几后，面前摊开着几份奏疏。
见李逸尘进来，他抬起头，示意李逸尘在对面坐下。
“先生来了。”
李承乾的声音很平静，但李逸尘能听出一丝疲惫。
“殿下。”
李逸尘躬身行礼后，在准备好的席位上跪坐下来。
李承乾将一份奏疏推到李逸尘面前。
那是李逸尘清晨呈上的关于钱庄筹备的最后方案，上面已经有了朱批。
“父皇看过了，学生也仔细读了。”李承乾说。
“一切都按照先生的办吧。钱庄的事，先生全权负责，不必事事请示。只是每月需将收支明细报备东宫一份。”
“臣遵命。”
李逸尘接过奏疏，看到李世民那熟悉的笔迹在末尾批了一个“可”字。
另有一行小字。
“稳妥为上。”
这四个字，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李承乾揉了揉眉心，又拿起另一叠奏疏，厚度足有半尺。
他苦笑一声，将奏疏推到李逸尘面前。
“先生看看这些。”
李逸尘翻开最上面的一份，是工部的奏疏，请求拨付三万贯用于整修洛水一段堤坝，言辞急切，称若不及时修缮，恐夏汛时危及两岸农田。
再翻下一份，是兵部请求拨付两万贯用于更换陇右道部分军镇破损的兵械。
接着是礼部，为筹备明年春祭大典，请求拨付一万五千贯……
一份份翻下去，李逸尘心中默算着数额。
只是粗略一看，这些奏疏加起来要求的拨款已超过十五万贯。
“这还只是这几日送来的。”
李承乾的声音里透出无奈。
“往年这个时候，各部也开始要钱了。但今年尤其多，且都是言辞凿凿，各有各的道理。”
他顿了顿，看着李逸尘。
“学生在评估，哪些是可以拨款，哪些是暂时留中的。”
“但说实话，许多都确有急需。工部的堤坝若是不修，真出了事，两岸百姓遭殃。”
“兵器的更换也拖不得，陇右道直面吐蕃，军械不整，万一有战事……”
李承乾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白。
他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
“先生，朝廷用度如此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些债券来推进一下？”
李逸尘抬起眼，看向李承乾。
这位大唐储君的脸上有疲惫，也有困惑，更有一种急于解决问题的迫切。
他能理解这种心情——眼看着那么多该做的事没钱做，自然会想到最简单的办法：发债券。
但李逸尘摇了摇头。
“殿下，臣以为不可。”
李承乾眉头微皱。
“殿下可记得，东宫发行的第一批西洲开发债券，何时到期？”
李承乾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今年秋末。”
“正是。”李逸尘缓缓说道。
“如今已是春末，距秋末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届时需连本带利偿。”
李承乾脸色微变。
他确实几乎忘了这件事。
只是按照现在的东宫财力还这些还是很轻松。
“先生，这个债券如今东宫还款并无压力。”
李逸尘摇了摇头说道“信行已经成立。信行的核心是信用，而信用的第一体现，就是按期足额偿还债务。”
“东宫的债券，是信行成立前发行的，但正因如此，它才更是一个标杆。”
“而且东宫兑换完债券之后是不能再进行举债了。”
“这也是为了信行能更加规范的管理债券。”
“如今债券的好处，朝野公知，但是决不能再继续发下了，战争债券的发行量已经很危险了，臣预测，届时会有不小的震动。”
李承乾沉默了。
他当然知道信用的重要。
李逸尘不止一次强调过，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从信用崩溃开始。
“朝廷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在税收之内进行规划。”
李逸尘的声音很平静，却字字清晰。
“量入为出，这是《礼记·王制》就定下的原则。之所以成为千年古训，正是因为它道出了治国财政的根本。”
李承乾苦笑：“这个道理，学生自然明白。但先生也看到了，如今税制改革已启动，按照新制，今年的税收应该比去年还要少一些。”
“这是为了休养生息，让学生自己记下的策略。可朝廷要干的活，却比去年多得多。”
他指着那叠奏疏。
“这些，都是该做的事。堤坝该修，兵器该换，祭祀该办。还有各地官学需要补助，驿站需要维护，官员俸禄要发……哪一项能省？”
李逸尘看着李承乾焦灼的神情，心中叹息。
这位年轻的储君已经看到了问题，却还没看清问题的全貌。
或者说，他看到了表面的“钱不够”，却没看到背后更深层的制度缺陷。
“殿下，”李逸尘缓缓开口。
“在税收之内做规划，才能避免一个王朝进入恶性循环。”
“今日加征一些，明日再加征一些，看似解了燃眉之急，实则埋下祸根。”
李承乾抬起头：“先生此言何意？”
李逸尘整理了一下思绪。
他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颠覆李承乾许多固有的观念。
但他必须说。
“殿下可曾想过，为何许多王朝到了中后期，都会陷入财政困境？”
“明明疆域未缩，人口未减，甚至可能比开国时更繁荣，可国库就是捉襟见肘，以至于不得不加征赋税，加征又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酿成动乱？”
李承乾思索片刻：“或是吏治腐败，贪墨横行；或是土地兼并，税基流失；或是外患不断，军费浩大……”
“这些都是原因，但非根本。”李逸尘打断了他。
“根本在于，朝廷的支出失去了约束，如同脱缰野马，再也回不到‘量入为出’的轨道上。”
李逸尘想起了前世读过的那些历史。
汉代的“算缗告缗”，唐代后期的“两税法”变形，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引发的党争，明代的“三饷加派”……
表面看都是财政问题，深层都是制度失灵。
“殿下，臣斗胆问一句：如今朝廷每年的税收，在入库之前，可有一份完整的规划？”
“这笔钱要用来做什么，每项支出多少，剩余多少，应急多少，是否有成文的计划？”
李承乾迟疑了一下：“民部有岁计，每年会预估收支……”
“只是似乎未做先生说的这些详细规划。”
“岁计，”李逸尘点点头。
唐代已有“岁计”概念，指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这岁计是如何做的？是各部先报需求，民部汇总后看是否超出收入，若超出则讨价还价，最后勉强平衡？”
“还是先确定全年税收总额，再根据总额来分配各项支出？”
李承乾愣住了。
他仔细回想自己接触过的民部事务。
确实，每年的岁计，都是各部先报上来年的用度预算，民部根据往年税收情况估算来年收入，然后与各部拉扯，你减一些，我砍一点，最后凑出一个表面上收支平衡的数字。
但这个过程，充满了随意性。
工部说要修十条河堤，民部说只能给修五条的钱。
兵部说要换全部军械，最后可能只换了三成。
礼部要办盛大祭典，往往被大幅削减。
而削减的依据，往往不是实际需要，而是民部官员与各部官员的博弈能力，甚至是个人的关系亲疏。
这样的“岁计”，更像是一个事后追认的程序，而非事前规划的蓝图。
李逸尘从李承乾的表情中读出了答案。
“殿下，这种岁计方式，问题在于它被动。”
“朝廷的支出不是基于‘我们需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而是基于‘各部门想要什么、能要到什么’。”
“长此以往，支出必然膨胀，因为每个衙门都会尽可能多要，以备不时之需，甚至以备中饱私囊。”
李承乾深吸一口气。
“先生说得对。但……若不如此，又当如何？总不能让各部不报需求吧？”
“不是不报需求，而是要在一个框架内报需求。”
李逸尘说。
“而这个框架，就是国家财政预算制度。”
“财政预算制度？”
李承乾重复着这个词，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正是。”李逸尘知道，这个概念对李承乾来说可能过于新颖，他必须用李承乾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
“简单说，就是朝廷每年在征税之前，先确定全年的支出总额——这个总额必须基于预计的税收收入。”
“然后，将这个总额分配给各个衙门，每个衙门只能在分到的额度内规划自己的事务。”
“超支不补，结余可留用或上缴，但不得擅自挪用。”
李承乾眉头紧锁：“这……听起来与现在的岁计相似，但又似乎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三点。”李逸尘伸出三根手指。
“第一，预算总额必须严格基于税收预估，不得虚估收入来满足支出欲望。”
“第二，分配过程必须公开透明，有据可循，不能靠私下博弈。”
“第三，预算一旦确定，就必须严格执行，非经特殊程序不得更改。”
他顿了顿，让李承乾消化这些信息，然后继续说。
“殿下，您刚才问是否可发债券。臣说不可，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等于破坏了预算的刚性。”
“今日因为堤坝要修而发债券，明日就会因为祭典要办而发债券，后日又会因为某个官员的喜好工程而摊派。”
“久而久之，发债券就成了常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朝廷的支出却越来越失控。”
李承乾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
他在想李逸尘说的话。
确实，历史上许多王朝的财政崩溃，都是从“临时加征”开始的。
只是他们加的都是税，但是债券也是最后通过税收来兑现的。
一次两次，似乎无伤大雅，但十次八次后，加征就成了正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杂派，最终民不聊生。
“可是先生，”李承乾还是不解。
“就算有了这个……预算制度，若税收就是不够，支出就是必须，又当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堤坝垮塌、边军无械？”
李逸尘知道，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任何一个财政制度，都必须面对“钱不够”的现实。
而他的回答，将决定李承乾是否真正接受这个理念。
“殿下，这就是预算制度的第二个关键：优先排序。”
李逸尘缓缓说道。
“税收有限，必须用在最紧要的地方。什么是紧要？保国安民为第一要务。”
“因此，军费、治河、赈灾、官员俸禄这些维持国家运转的基本支出，必须优先保障。”
“而诸如扩建宫室、盛大祭典、赏赐无度等非必要开支，必须削减甚至取消。”
他看向李承乾：“殿下，臣敢问，若严格按照这个标准，今年这些奏疏中，有多少是真正‘必须’的？”
“工部要修洛水堤坝，这确是保民之举，但三万贯的数额是否核实过？”
“可否分段修缮，先修最险段？”
“兵部要换军械，但陇右道所有军镇都需要换吗？”
“可否按战备紧急程度分批更换？礼部春祭大典，非要一万五千贯不可吗？”
“简化仪式、缩减规模，是否同样能达敬天法祖之效？”
一连串的问题，让李承乾陷入了沉思。
他重新翻开那些奏疏，仔细看其中的内容。
工部的奏疏里，详细列出了洛水堤坝的十处险段，每处修缮所需工料、人工、时间的估算。
看起来确实翔实。
但李逸尘说得对——是否一定要一次修完？
若分三年，每年修三四处，压力就小得多。
兵部的奏疏更是笼统，只说“陇右道军械多有破损，请拨付两万贯更换”。
至于具体哪些军镇、破损程度如何、更换优先级，一概未提。
这种模糊的要钱方式，在过去是常态，但现在看来，确实有问题。
礼部的就更不用说了，春祭大典的预算里，光是采买香料、绢帛、祭器的费用就占了八成，而这些，大多是可以缩减的。
“先生的意思是，”李承乾抬起头。
“许多看似必须的支出，其实可以通过精打细算、分清缓急来压缩？”
“正是。”李逸尘点头。
“预算制度的核心，就是迫使朝廷在花钱之前先想清楚：这钱非花不可吗？有没有更省钱的办法？能不能晚点花？如果不花会怎样？”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凝重。
“殿下，许多王朝的财政崩溃，正是从‘不假思索地花钱’开始的。”
李逸尘知道，需要一些具体的例子了。
他思索片刻，选择了两个李承乾可能熟悉的朝代。
“殿下可知汉代武帝时期的故事？”
李承乾点头：“汉武帝北击匈奴，开疆拓土，功业彪炳。”
“功业彪炳不假，但代价呢？”李逸尘问。
“武帝连年用兵，国库空虚，于是实行‘算缗告缗’，对商人、手工业者课以重税，甚至鼓励告发隐匿财产者，没收其家产。”
“此法虽短期内充实了国库，但后果是什么？”
“商业凋敝，手工业萎缩，中产之家破产无数。”
“到了武帝晚年，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状。”
李承乾神色肃然。
这段历史他读过，但从未从财政制度的角度思考过。
“武帝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预算约束。”李逸尘分析道。
“他想打匈奴，就倾尽国库去打。钱不够了，就想方设法加税、敛财。”
“整个过程，支出是完全失控的。”
“若有预算制度，每年军费有定额，超出部分必须经过廷议甚至皇帝特别批准，或许武帝依然会北征，但可能会更谨慎，更注重时机和代价，不至于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耗尽，还伤了国本。”
李承乾缓缓点头：“先生说的是。”
“隋炀帝，他在短时间内同时推进所有宏大工程。”
“修运河动用民夫数百万，建东都又是一两百万，三征高丽每次动员军队民夫都超过百万。”
“殿下可以算算，这需要多少钱粮？”
李承乾默算了一下，脸色渐渐发白。
即便以大唐现在的财力，同时进行其中一项都已吃力，何况三项并举。
“隋朝国库丰盈，炀帝以为钱粮取之不尽。”李逸尘继续说。
“于是他没有预算，没有规划，只凭个人意志开支。”
“运河要修得气派，东都要建得华丽，出征要排场盛大。”
“钱不够？加税。民夫不够？强征。最终结果，殿下比臣更清楚。”
“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李承乾低声说。
“父皇常以此告诫我们，治国不可好大喜功，不可劳民伤财。”
“正是。”李逸尘点头。
“但如何避免好大喜功？仅靠君王自律是不够的。”
“当他手握无限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地调动天下资源时，自律就变得脆弱了。”
“他身边的臣子，要么阿谀奉承，要么不敢直言，整个朝廷没有一套制度来制约君王的支出欲望。”
李承乾陷入长久的沉默。
李逸尘给他时间思考，自己也整理着思绪。
他知道，接下来的话更敏感，但必须说。
“殿下，”李逸尘的声音很轻，却清晰。
“入不敷出对个人而言是困境，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走向崩溃的开始。”
“而许多王朝的崩溃，正是从财政失控起步的——税收不够，就加征。”
“加征导致民生困苦，税基进一步萎缩。”
“为了维持开支，再加征。如此恶性循环，直至民变四起，王朝倾覆。”
李承乾抬起头，眼中有着深深的忧虑。
“那……有什么办法吗？”
李逸尘直视着李承乾。
“以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完全杜绝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