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学堂的明伦堂内，空气仿佛被点燃了。
四百名学子结束了三日实地调研后，第四日开始分组整理见闻、撰写文章。
但第五日，当各组的初步报告汇总交流时，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最初只是几个学子在课间争论。
“赵兄，你那组写的‘商户税负已属合理’这一条，我实在不敢苟同！”
甲班的刘简——那位被玄真人注意到沉稳务实的进士，拿着乙班一份报告初稿，声音不自觉拔高了。
“我们在西市亲眼所见，那些胡商坐拥珠宝香料，一单生意动辄数百贯，可缴纳的市税呢？按律不过十取其一，且多有规避！这合理吗？”
乙班的郑虔，那个出身荥阳郑氏却能跳出世家窠臼的年轻士子，立刻站起来反驳。
“刘兄只看到了大商贾，可曾看到东市那些小本经营的店铺？”
“一匹绢赚二十文，缴税便要两文，再扣除本钱、铺租、伙计薪俸，所剩几何？若再加重税，他们如何生存？”
“小本经营自当有别！”
丙班的陈实插了进来，他说话带着关中的直率口音。
“我们在东市粮行看了三日，那‘丰裕号’的东家，三日流水不下千贯，可店里伙计说起东家，却道东家年年抱怨税重、生意难做。”
“我仔细看了他家账目——当然，是公开挂在店里的价目。同样的粟米，他家售价比别家高出一成，说是‘质优’，可我尝了，并无差别！”
“这多出来的一成，难道不是暴利？”
“陈兄此言差矣！”丁班一位姓王的学子高声道。
“商户定价，自有市价之理。买家愿买，卖家愿卖，何来暴利之说？难道朝廷还要管每匹绢卖多少钱不成？”
“若不管，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刘简的声音更大了。
“诸位可曾读过《管子》？‘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
“商贾坐拥巨资，不事生产，仅凭买贱卖贵便可积累财富，长此以往，谁还愿躬耕陇亩？谁还愿服役守边？都去经商算了！”
“刘兄这是要回到‘重农抑商’的老路？”郑虔冷笑。
“我大唐贞观之治，海内承平，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哪一处不是商贾云集、百货流通？”
“若无商贾，南方的稻米如何运至关中？西域的香料如何入得中原？”
“漠北的皮毛如何送至江南？你身上穿的绢帛，案上用的笔墨，哪一样不是经商贾之手而来？”
“商贾自有其用，然不可纵容！”
刘简毫不退让。
“诸位可知吕不韦旧事？”
“本为阳翟大贾，家累千金，后以奇货可居之术，扶植秦公子异人，最终权倾秦国，甚至著《吕氏春秋》，悬于城门，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此为何？商贾有了钱，便要谋权！再观齐国，管仲虽以商业强国，然至田氏代齐时，田氏何以能得民心？”
“‘大斗出，小斗入’，以商业手段收买人心，最终窃国！商贾势力过大，必危及社稷！”
这番话引经据典，掷地有声。
明伦堂内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声浪。
“刘兄这是危言耸听！”
丁班的王学子拍案而起。
“吕不韦、田氏，皆数百年前旧事，岂能套用于今？”
“我大唐律法森严，科举取士，商贾子弟亦可凭才学入仕，何来‘商贾谋权’之说？”
“再者，若无商贾流通货物，关中一旦遇灾，粮价飞涨，百姓何以存活？”
“贞观四年关中大旱，正是朝廷调度江南粮米、商贾踊跃运粮，方平稳粮价，此功不可没！”
“王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陈实站了起来，他说话不如刘简文雅，但每句都扎根实际。
“商贾运粮平粜，固然有功，然其中巨利，诸位可曾算过？”
“贞观四年，长安粟米斗价最高至五十文，江南斗价不过十五文，即便算上运费、损耗，一斗净利不下二十文！”
“一趟船队运粮万石，便是数千贯利润！”
“这钱，是谁出的？是饿着肚子咬牙买粮的百姓！”
“那是灾时特例！”郑虔反驳。
“平日粮价岂有如此暴利？况且若无利润，谁愿冒风浪之险、匪盗之患长途运粮？”
“陈兄莫非要商贾做善人，白送粮米不成？”
“我不是说白送！”陈实脸涨红了。
“我是说，利润当有限度！农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岁辛苦，所获几何？”
“若遇灾年，甚至要卖儿鬻女！可商贾呢？坐在店铺中，动动嘴皮，钱便滚滚而来——这公平吗？”
“公平？”乙班一位姓崔的学子冷笑出声，他出身博陵崔氏旁支，语气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矜持。
“陈兄谈公平？那崔某倒要问问，农人辛苦，可曾承担经商之风险？”
“货物滞销、路途遇劫、官府征派、同行倾轧……这些风险，农人需要承担吗？”
“商贾赚得多，是因为担的风险大！此乃天理！”
“风险？”刘简截住话头。
“崔兄所谓风险，无非损些钱财。农人遇灾，损的是性命！是田宅！是儿女！孰轻孰重？”
争论从税赋延伸到商人地位、社会公平、乃至国本根基。
明伦堂内，四百名学子不知不觉已分成数堆，各执一词，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起初还有些章法，你引《管子》，我引《史记》。
你提齐国旧事，我举本朝实例。
但随着情绪升温，言辞逐渐尖锐。
“尔等为商贾张目，莫非家中皆有产业？”
刘简那边有人讥讽。
“汝等张口闭口抑商，不过是眼红他人富贵，自己无能罢了！”
郑虔阵营有人反唇相讥。
“你说谁无能？！”
“说的就是你！只知空谈圣贤书，可知一匹绢从种桑养蚕到织造成匹，要经多少工序？”
“若无商贾收购转运，农人织了绢卖给谁？你买吗？”
“商贾压价收购，高价卖出，中间榨取多少血汗！”
“若无利可图，谁去收购？农人的绢烂在家里，便有好处了？”
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开始拍桌子，有人激动地挥舞手中的报告纸页。
几位博士和助教起初还在旁观，后来见势头不对，想上前劝止，却被学子们激昂的情绪堵了回来。
“让他们辩！”一位年长的博士拦住想干预的助教，低声道。
“房相有令，调研期间，许他们畅所欲言。只要不动手，言辞激烈些又何妨？”
“总比将来为官时，在朝堂上一言不发、或只会附和强！”
于是博士们退到一旁，默默观察。
明伦堂内，战火愈炽。
到了第六日，三派观点已基本成型。
以刘简、陈实为首的“抑商派”，核心论点有五。
一、商贾不事生产，仅凭流通牟取暴利，有违“士农工商”本分。
二、商贾积累财富后，往往兼并土地、放贷盘剥，导致农民破产。
三、商贾生活奢靡，败坏社会风气；四、前朝吕不韦、齐国田氏之鉴，证明商贾势力膨胀将危及政权。
五、当加重商税，限制商人地位，确保农本。
以郑虔、王学子为首的“重商派”，则反驳。
一、商贾流通货物，促进生产，利国利民。
二、商业繁荣带来税收，充实国库，贞观年间长安繁荣，商税功不可没。
三、商业创造就业，坊市伙计、脚夫、船工等，皆赖商业生存。
四、本朝科举取士，商人子弟亦可入仕，已无前朝“商人不得为官”之弊。
五、当维持现有税制，甚至适当优惠，鼓励商业。
还有以崔学子等部分世家子弟为代表的“调和派”，观点相对折中。
一、商业不可废，亦不可纵。
二、当区分大商贾与小商户，课税应有别。
三、可设“市易法”平抑物价，防止奸商操纵。
四、商人可富，但政治地位应有限制。
五、最终目的，是使商业服务农本，而非冲击农本。
三派各自聚拢支持者，每日课间、饭后，甚至入夜后在学舍中，争论不休。
有人翻出《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的论战，有人引用魏晋以来关于“重本抑末”的奏疏，更有人悄悄去藏书楼调查，带回新的数据佐证己方观点。
气氛热烈到近乎暴躁。
同一个学舍的室友，因观点不同，竟至整夜辩论，第二天红着眼睛去上课。
用膳时，不同派别的学子甚至不愿同桌。
第七日午后，争论达到高潮。
明伦堂内，三派各推代表，进行了一场半正式的辩论。
没有博士主持，学子们自发围成三圈。
刘简先发言，他手持这几日整理的笔记，声音沉肃。
“诸位，我等调研三日，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西市‘波斯邸’胡商，坐拥珍宝，一盒龙涎香售价三百贯，据伙计透露，成本不过百贯，利润高达三倍！”
“而缴税多少？按律十取其一，三十贯而已！净赚二百七十贯！此等暴利，农人辛勤一世，可能赚得？”
郑虔立刻反驳。
“刘兄只见波斯邸，可曾见东市‘张氏针线铺’？”
“铺主张翁，三代经营，如今店里伙计三人，每日卖针线、纽扣、顶针等杂物，流水不过三五贯，利润不足一贯，却要缴税数百文，再扣铺租、薪俸，所余仅供糊口。”
“若加重商税，张翁此类小商户，首先破产！届时伙计失业，货物滞销，岂是国朝之福？”
陈实插话：“小商户可酌情减免！我说的是那些大商贾！郑兄莫要混淆视听！”
“如何区分大商小商？”崔学子代表调和派发言。
“以流水论？‘波斯邸’三日不开张，开张吃三月，流水不稳。”
“以资产论？有些商号看似门面不大，却在各地有分号，资产难以查清。”
“税法若不能简明，执行中必生弊端，胥吏上下其手，最终苦的还是守法商户。”
“那便该严查胥吏！”刘简道。
“同时简化税制，按店铺规模、所在市口，核定‘常额’，每年缴纳，多赚不多缴，少赚不少缴。”
“但常额定得高些，让大商贾多出血！”
“荒谬！”郑虔身边一位学子高声道。
“赚多赚少都一样缴税，谁还愿意勤勉经营？都敷衍度日算了！此非鼓励商业，实是扼杀商业！”
“商业本就不该鼓励！”刘简阵营有人喊。
“圣人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贾逐利，本性贪婪，纵容其壮大，必生祸患！”
“照你这么说，朝廷该关闭两市，回归井田制了？”
郑虔冷笑。
“可惜啊，如今不是周朝了！天下万民要穿衣吃饭，要锅碗瓢盆，没有商贾，难道要人人自己织布、自己烧陶？”
“商贾可以有，但须严管！”
陈实拍桌子。
“我提议：一、大幅提高市税，尤其对奢侈品，税率可达三成、五成！”
“二、限制商人购田，已有田产超出限额者，没收！”
“三、商人子弟入仕，需经特别审核，防止吕不韦之流再现！”
“陈实！你这是要逼反天下商贾！”郑虔也拍了桌子。
“你可知长安东西两市，有多少商户？数万家！牵扯多少人生计？数十万！”
“你这一套下来，两市萧条，数十万人失业，流民遍地——你这是治国，还是乱国？”
“郑兄何必危言耸听？”刘简冷冷道。
“前隋文帝时，曾推行‘输籍定样’，严格核定民户等第，商贾税负加重，可未见天下大乱。只要执法公正，循序渐进，商贾能如何？”
“隋文帝那是开国之初，天下疲敝，自然可行！”
郑虔寸步不让。
“如今贞观治世近二十年，商业已成本朝血脉之一，骤然加重税负，犹如给人放血——血放多了，人会死！”
“你……”
“够了！”
一声断喝，不是来自博士，而是丙班一位平日沉默寡言的学子。
他姓韩，出身寒微，调研时被分到观察市署胥吏征税流程。
此时他站起来，脸憋得通红。
“诸位在这里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可有人去问问那些被胥吏刁难、被迫‘孝敬’的小贩？”
“可有人去问问那些因税目繁杂、算不清账目而被罚得倾家荡产的行商？”
“税法再不简，再不公，苦的是最底层的人！你们在这里争‘该不该加税’，可有人争‘如何让征税更公平’？”
明伦堂静了一瞬。
韩学子深吸一口气，声音发抖。
“我观察三日，市署八个征税点，每个点每日经手商户不下百人。”
“胥吏们脸色好些的，商户便松口气；脸色差的，商户便战战兢兢。”
“同样的货物，在不同胥吏手中，核定的税额能有二三成差异——原因？”
“无非是熟脸生脸，有无‘表示’。”
“这等情状，税制再改，有何用？执法之人不公，什么税制都是恶政！”
他说完，重重坐下。堂内鸦雀无声。
许久，刘简才缓缓道。
“韩兄所言极是。胥吏腐败，亦是顽疾。故而我主张，加税的同时，需大力整顿市署，清退贪腐胥吏，换上学堂培养的干吏。”
“然后呢？”郑虔讥讽。
“让这些刚出学堂的学子去收税？他们懂市井行情吗？懂货物真假吗？不懂，便只能按死规矩来，最终商户还是受苦！”
“那便该培训……”
“培训多久？三年？五年？这期间税收如何办？”
争论再起，只是这次，多了几分对现实的无力感。
明伦堂的喧嚣，透过窗棂，飘向贞观学堂的庭院。
几位博士站在廊下，默默听着。
“吵了三天了。”
一位中年博士低声道。
“再吵下去，怕是要动手。”
“动手不至于。”年长的博士摇头。
“年轻人，有火气是好事。总比暮气沉沉强。”
“房相那边……”
“房相昨日来过，听了半个时辰，只说了一句：‘让他们吵，吵明白了，将来为官才少犯错。’”
中年博士苦笑。
“也是。朝堂上吵得比这凶的，多的是。”
他们望向明伦堂内那些激动得面红耳赤的年轻面孔，仿佛看到了未来朝堂的影子。
同一时间，延康坊李家书房。
李焕对坐在书案后的李逸尘道。
“逸尘弟，陇西那边的事，都了结了。”
李逸尘点点头。
“辛苦二哥了。坐。”
李焕在对面坐下，接过福伯递来的茶水，一饮而尽。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十几张折叠整齐的纸券。
“这是你让福伯带给我的。”李焕将纸券推到李逸尘面前，眼中仍有难以置信之色。
“二十张，每张一百贯……这就是东宫发行的债券？”
李逸尘看了一眼，点头。
“是。如今在长安，这债券比铜钱还好用。铜钱沉重，携带不便，且成色不一。”
“这债券有东宫和民部联印，信誉坚挺，许多大额交易都直接用债券结算。”
李焕拿起一张，对着窗光细看。
纸张厚实挺括，边缘有暗纹，面额“壹佰贯”。
背面还有细密的防伪花纹。
“这东西……真能当钱用？”
李焕还是有些不敢信。
他生于陇西，长于陇西，见过的钱只有铜钱、绢帛，最多是金银，何曾见过纸做的“钱”？
“能。”李逸尘肯定道。
“二哥不信，明日可去西市试试，买上等匹绢，拿出这债券，店家定然收。”
李焕小心翼翼将债券收好，仿佛捧着易碎的瓷器。
两千贯……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虽然只是纸。
“作坊的事，有眉目了。”
李焕定定神，开始说正事。
“按你的吩咐，我在城南安化门附近寻了一处院子。那里靠近城墙，地方僻静，但又不算太远，运货方便。”
“院子原是个小染坊，主人年老回乡，急着出手，我以三百贯买下——用的是你之前给我的那笔钱。”
李逸尘点头。
“染坊有灶有锅，正好合用。”
“是。”李焕继续道。
“工匠也找了四个。都是身世清白的。一个原是铁匠，因东市改造铺面失了活计，会看火候。”
“两个是农户，农闲时在茶铺帮过工，手脚麻利；还有一个……是个女子。”
李逸尘抬眼：“女子？”
李焕有些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