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你放心，这一点，我和兴邦早就反复商量、讨论过无数次了，也是我们能够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前提。
如果结婚的代价是注定一辈子留在农村，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再也回不了家……我……我可能真的没有那个勇气。
爱情再美好，如果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我可能也会退缩，不敢迈出这一步。”
看到这里，阳光明稍微松了口气，绷紧的神经松弛了少许，但心依然高高悬着，不敢有丝毫放松。
他知道，关键的内容、二姐做出这个决定的底气，还在后面。
“兴邦他……家里情况还好。
他爸妈都是县里小单位的干部，虽然职务不高，但总算有些门路和人脉。
他们家里已经在积极运作，给兴邦办理招工回城的手续，应该很快就能批下来，最晚不会超过今年年底。
这事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前后打点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后一道手续盖章了。
为了能娶我，兴邦也向我郑重承诺，他回城之后，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我也弄回城。
他爸妈也同意了，表态说只要我俩定了，成了一家人，肯定会一起使劲儿，绝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农村。
他们说，这事虽然要花钱托人情，但已经有了眉目，操作空间很大，肯定能办成，无非就是花费多少和时间早晚的问题。
小弟，我知道，离家几千里，远嫁东北，以后想回趟家都难。这点，我心里也很难过，非常舍不得，觉得对不起爸妈，对不起你们。
每次想到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见一次面，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疼，晚上偷偷哭过好几次。
但是，能和兴邦在一起，我们又能一起进城工作，脱离农村，这对于我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了。我不敢再有更高的奢求。
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鼓起勇气抓住它。
兴邦和他家里愿意为我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和心力，也足见他们的诚意和对我的重视。
所以，我考虑了很久，前思后想，辗转反侧，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兴邦，今年之内就把婚事办了。
我同时给家里爸妈也写了信，说明了情况。两封信同时寄出，估计到达的时间也差不多。
我知道，爸妈可能会难过，会舍不得，会担心。
他们年纪大了，我本应留在身边尽孝……但我最希望的，还是能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你一直为这个家操心，为我打算，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甚至可能影响到我最后的决定。我怕你生气，怕你失望。
小弟，希望你能祝福我们。希望你能明白，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我经过漫长挣扎和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是我在现实的夹缝中，为自己争取幸福的一种方式。”
信的最后，是阳香梅的署名和日期。在署名旁边，还有一小行后来添加的字，墨迹略新：“随信附上我和兴邦在县里照相馆拍的照片，你看看，也给爸妈看看。他拍照时紧张得很，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阳光明这才注意到信封里还有一张硬硬的照片。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黑白合影，带着照相馆特有的布景风格。
照片上，二姐阳香梅和罗兴邦并肩坐着，二姐的脸上带着羞涩而幸福的浅浅笑容，眼睛里有着光，比去年见她时显得精神了些，但也清瘦了些。
罗兴邦则坐得笔直，身体微微倾向二姐这边，穿着明显是簇新的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表情严肃中透着明显的紧张，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但眼神明亮而真诚，透着一股憨厚劲儿。
阳光明缓缓放下信纸和照片，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久久无言。
窗外的机器轰鸣声似乎被隔绝了，变得遥远而模糊。
他只觉得心里堵得厉害，像塞了一团湿透的棉花，沉甸甸，湿漉漉，透不过气来，又像压着一块巨石，闷闷地发疼。
他最担心的事情，他反复告诫、试图避免的情况，终究还是发生了。
尽管二姐在信里条分缕析，尽可能地说明了情况的“乐观”之处——罗兴邦即将回城，并且承诺也会帮她回城，对方家里有门路，事情肯定能成。
但阳光明深知现实的复杂与诡谲，这种基于“承诺”的未来规划，在真正白纸黑字落实、户口档案迁出之前，都存在巨大的、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变数。
政策的风向变幻莫测，办事人员的更替，环节中意想不到的卡壳，甚至所需花费的数额超出预期，都可能成为拦路虎，让希望化为泡影。
世事难料，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更何况，即便一切顺利，二姐也要远嫁东北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小县城，从此与家人相隔数千里。
魔都和那个东北小城，无论是气候、饮食、生活习惯还是文化氛围，几乎是两个世界。
以后见面之难，可想而知。
父母年事渐高，身体偶尔也有小恙，如何经得起这样的离别？女儿远嫁，对于父母而言，不啻于心头割肉。
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着、拧着，喘不过气来。
那个罗兴邦……阳光明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去年冬天那个高大憨厚、手掌粗糙、眼神诚恳的东北青年形象。
印象里，那人确实还算朴实可靠，对二哥也够意思，忙前忙后，毫无怨言。
但是，印象好是一回事，要把自己亲二姐的一生托付给他，让她远离所有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开始新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阳光明心里是一千一万个不情愿，不舍得。
不是看不上他这个人，纯粹就是因为距离太遥远，未来的变数太多，实际情况让人无法彻底放心。
这小子，看上去老实巴交，没想到竟然偷偷摸摸地、悄无声息地拿下了二姐的芳心！
阳光明此刻对那个未曾深交的罗兴邦，确实生出些复杂的情绪，有点牙痒痒的感觉。
可是，他能说什么呢？反对的理由是什么？说罗兴邦不可靠？
缺乏根据，反而可能伤害二姐的感情，而且二姐信里列举的桩桩件件，都表明那人付出了真心和实际行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说招工回城不靠谱？空口无凭，而人家家里有门路，信誓旦旦承诺一定能办成，相比自己那个基于分析和预感、却迟迟未见影子的“政策即将松动”的预言，似乎罗兴邦家那个“已经有了眉目”的招工机会，反而显得更具体、更触手可及一些。
说远嫁不好？这确实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他心中最深的芥蒂，但放在“爱情”和“共同回城”这两个对二姐而言极具分量的筹码面前，似乎又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甚至可能被理解为不顾她的幸福。
看来，二姐是铁了心了。
她专门给自己写这样一封详细解释、几乎算是“陈情”的信，与其说是征求同意，不如说是希望说服自己，求得自己这个一向有主见、被她所信赖的弟弟的谅解和祝福。
以他对二姐的了解，她性子外柔内刚，平时温和顺从，顾全大局，但一旦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做出了关乎自己幸福的重要决定，确实很难再被外力轻易扭转。
难道就这么认了？接受这个现实？
阳光明心里充满了不甘、忧虑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楼下厂房之间匆匆走动的工人们。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轨迹，各自的难题与抉择。
而此刻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消化二姐这桩突如其来的婚事，以及如何向父母、尤其是母亲，解释这个他们很可能难以接受、甚至会感到伤心的消息。
他几乎能想象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惊讶，不舍，担忧，甚至眼泪。
这件事，必须得让家里人知道，不能隐瞒。他不能独自承担这个信息，也不能擅自做出任何决定或表态。需要大家一起商量，统一口径，至少是统一情绪，再去给二姐回信。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他坐回桌前，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努力平复翻涌的心绪，然后拿起内部电话，拨通了二哥阳光耀的办公室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
“喂，哪位？”是阳光耀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显然是刚从忙碌中抽身。
“二哥，是我，阳光明。”阳光明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不透露太多情绪。
“明明啊，啥事？”阳光耀的声音提高了些，似乎有些意外小弟在这个时间点打电话来。
通常来说，除非有急事或者工作需要交接，否则阳光明不会在工作时间打扰他。
“下班后，你和二嫂直接回家一趟。”阳光明的语气尽量保持平稳，但又不失严肃，“有点事，比较重要，得家里一起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我这儿还有点活儿没完呢。”阳光耀好奇地问，语气里并没太当回事，以为可能是家里什么日常安排或者父母的小事。
“二姐从东北来信了。”阳光明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补充道，“内容……比较重要，关乎她以后的安排。等回家再说吧，电话里不方便。”
他没有在电话里透露具体内容，主要是不方便在电话里细说。
一听是远在东北的妹妹来信，而且小弟语气罕见地严肃，阳光耀也立刻正经了些，意识到了可能不是什么寻常家书：“行，知道了。我跟心蕾说一声，下班就回去，一定尽快。”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试探，“妈妈……知道了吗？”
“还没。下班后，咱们四个一起走，走的早就在大门口等一等。二姐写信的事，等回家之后再一起说。”
“好，那一会儿见。”阳光耀说完便挂了电话，他今天的工作很忙，被催得很紧。
挂了电话，阳光明也无心工作了。他把信和照片仔细地叠好，重新放进那个牛皮纸信封里，然后又小心地放入随身携带的旧挎包内层，拉上拉链，仿佛这样就能暂时封存这个令人烦恼的消息，让它晚一点去搅动家里的平静。
剩下的时间，他勉强自己集中精神处理了几件紧急的公务，但效率极低，心里总像揣着个兔子，七上八下地惦记着这事。
还会不时看向墙上的时钟，只觉得那指针仿佛被粘住了一般，走得格外缓慢。
阳光明起身用搪瓷杯泡了杯浓茶，希望通过苦涩的茶香让自己静下心来，但效果甚微，舌尖品尝着茶水的苦涩，心中却翻滚着更复杂的滋味。
下班铃声终于响起，尖锐而悠长，仿佛等待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阳光明立刻拎起挎包，快步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下班的同事，互相打着招呼，说说笑笑，讨论着晚上吃什么或者去哪逛逛，洋溢着一天工作结束后的轻松氛围。
但这轻松愉快的氛围却与阳光明此刻沉重、纠结的心情格格不入，他只能勉强点头回应几句，便匆匆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