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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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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他直接回应赵锐蕻的“学术规范论”:

  “赵教授教导我要读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我认真读过。但赵教授可能忘了,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专门论述过:所有的批评概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携带其诞生时的文化基因。”

  “赵教授说‘魔幻现实主义’是国际通行概念。那么请问:这个概念的‘国际’是谁的国际?是拉美学者的国际,还是欧美学者的国际?1975年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审报告中,六位拉美评委有四位明确反对使用这个概念,他们认为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分类法强加给拉美的标签’。这份报告就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档案室里,编号LAT-1975-04。”

  他接着写道:

  “赵教授教导我做学问要‘冷头脑’。我完全同意。但冷头脑不等于冷漠。当拉美作家用血写作时,我们能用‘冷静的学术规范’把他们的血稀释成墨水吗?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扉页上写:‘写这本书是为了和遗忘作战。’请问赵教授,与遗忘作战,需要多冷的头脑?”

  第二部分,回应柳名九的“概念独立论”:

  “柳先生说学术概念一旦形成就有独立生命。说得好。但这个‘独立生命’是谁赋予的?当‘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术语从德国艺术评论走向拉美文学时,它经历了一次关键的转义——这个转义,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完成的。”

  许成军展示了他对学术史的熟悉:

  “1925年弗朗茨·罗提出‘魔幻现实主义’时,指的是欧洲后表现主义绘画中一种对日常物的神秘化处理。1967年,美国评论家安赫尔·弗洛雷斯在《西班牙语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中,把这个词套用到拉美文学上。请注意:是美国人给拉美文学贴的标签,不是拉美人自己。”

  “更关键的是,弗洛雷斯那篇文章的开篇第一句是什么?‘拉丁美洲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一种充满异域风情的、神秘的声音。’‘异域风情’——这才是关键!当拉美的苦难被定义为‘异域风情’时,观察者就安全了,就可以保持审美距离了。这就是柳先生所说的‘概念独立生命’背后的政治!”

  第三部分,他直面最敏感的指控:

  “那就让我们谈谈历史。我今天反思文化话语权,用的是‘文化主体性’的框架,背后是‘中国现代化道路自主探索’的逻辑。这两者能一样吗?”

  他笔锋一转,引用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例证:

  “1973年,智利诗人聂鲁达在得知自己获诺贝尔奖时,对友人说:‘这个奖不是给我的,是给拉丁美洲那些不能说话的死者。’同年,他在马德里演讲中说:‘欧洲人总说我们的现实是魔幻的,因为他们不愿承认,那是他们几个世纪掠夺的结果。’”

  “请问:聂鲁达这是‘排外’吗?这是智利人民族主义膨胀吗?不,这是一个遭受了五百年掠夺的大陆,在要求最起码的叙述自己历史的权利!”

  “今天,当有着同样惨痛近代史的中国人提出类似问题时,为什么就成了所谓的危险方向?难道只许拉美有伤痕,不许中国有记忆?”

  第四部分,他巧妙回应刘芯武的“尺子与镜子”之喻:

  “我和刘芯武同志也算是在文化领域论战的老对手了,他问得好:如果连尺子都怀疑,怎么量身材?我的回答是:我们要做的不是扔掉所有尺子,而是要学会自己做尺子。”

  “鲁迅先生确实用过外来的现实主义方法,但他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彻底的中国化改造。他写《狂人日记》借鉴了果戈理,但‘吃人’的意象是中国几千年礼教压迫的凝结;他写《阿Q正传》借鉴了欧洲启蒙文学,但‘精神胜利法’是中国国民性最深处的病灶。鲁迅的伟大,不在于用了谁的尺子,而在于他用这把尺子,量出了中国社会独有的病症。”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只忙着找更‘先进’的尺子,却忘了问:这把尺子,能量准中国的身材吗?”

  文章最高潮的部分,许成军突然转向西班牙语原文的辨析:

  “批评我的同志们反复提到马尔克斯反感‘魔幻现实主义’标签。但大家真的读过他的原话吗?”

  他直接引用了西班牙语原文:

  “‘Lo que hay de barbarie en América Latina no es producto de la magia, sino de una historia de despojos.’(拉美的野蛮不是魔幻的产物,而是一部掠夺史。)——加西亚·马尔克斯,1977年《格兰塔》访谈。”

  “‘Nos llaman mágicos porque no quieren llamarnos históricos.’(他们称我们为魔幻,因为他们不愿称我们为历史。)——同上。”

  许成军接着写道:

  “西班牙语中,‘mágico’(魔幻)和‘histórico’(历史)的对比,马尔克斯刻意为之。他想说的是:当我们的苦难被定义为‘魔幻’时,它就被抽离了历史维度,变成了无因之果、无源之水。”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是术语之争,是历史叙述权之争!是拉丁美洲五百年被掠夺的历史,有没有权利被如实讲述的问题!”

  “而今天,当我们这个有着同样被掠夺、被殖民历史的国家,提出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时,为什么就有人坐不住了?到底是谁在害怕?”

  文章结尾,许成军写下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一段话:

  “诸同志批评我‘只有破没有立’。我接受这个批评。新大厦的蓝图,我确实没有。但我至少指出了旧地基的裂缝——这裂缝里,渗着拉美人民的血,也渗着我们自己近代史上的血。”

  “如果指出裂缝就是‘破坏’,那我甘愿承担这个罪名。因为我知道,在裂缝上盖起的房子,无论多么华丽,终有一天会倒塌。而那时候的代价,会比现在指出裂缝大得多。”

  “最后,请允许我用危地马拉诗人阿斯图里亚斯的话结束——这位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演讲中说:‘我不是为欧洲写作,我是为那些不能说话的印第安人写作。’”

  “今天,我也可以说:我不是为国际学术界写作,我是为那些在别人的概念里失语的中国现实写作。”

  这篇文章一出,舆论彻底炸裂。

  支持者称之为“八十年代文化自觉的宣言书”,反对者则批评“狂妄至极”“煽动情绪”。

  但所有人都注意到一个事实:许成军对拉美文学的了解,远比许多专业学者更深入、更贴近原意。

  他引用的西班牙语原文、他提及的拉美学者内部争论、他对学术史细节的把握,让许多批评显得苍白无力。

  更微妙的是,这篇文章之后,公开批评的声音明显减少了。

  不是被说服了,而是许多人发现:这个年轻人不好对付。他不仅有理论高度,有历史纵深,还有扎实的文献功底。

  和他辩论,得先做好功课。

  《尺子的政治:答诸同志问》见报当天上午九点,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第一个打进来的是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声音隔着听筒都能听出颤抖:

  “老陈,你们所里有没有1975年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审报告?编号LAT-1975-04的那个!”

  接电话的陈光复愣了一下:“有是有,在档案室……”

  “快!快找出来!”

  赵锐蕻几乎是吼出来的,“许成军引用了里面的话,说六位拉美评委有四位反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我早上收到三个学生的质疑了!”

  陈光复放下电话,立刻冲向档案室。

  当他翻开那份尘封五年的西班牙语原件时,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

  一字不差。

  更可怕的是,档案里还有一份未被翻译的附录:七位拉美作家的联署声明,标题是《反对将我们的苦难美学化》。

  其中一段被红笔画了线:

  “当欧洲评论家称赞我们的文学‘充满魔幻魅力’时,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魔幻’诞生于种植园的鞭痕、银矿的尸骨、被切断的文化血脉。”

  陈光复坐在档案室的旧木椅上。

  这个研究拉美文学二十年的学者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可能真的在无意识中成了“美学化苦难”的同谋。

  几乎同时,北大中文系教研室里一片死寂。

  几个教授传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没人说话。

  最后,一位老教授摘下眼镜,长长叹了口气:

  “输了。”

  “什么输了?”年轻讲师不解。

  “这场辩论,我们学界输了。”

  老教授指着文章中那段西班牙语原文,“你们谁能在三天内,不看资料,准确说出马尔克斯1977年《格兰塔》访谈的出处?谁能随口引用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奖演讲的原话?”

  他环视众人,眼神复杂:

  “许成军今年二十一岁。在座各位最年轻的也三十五了。我们这些研究外国文学的,读的是译本、转述、二手研究。人家直接读原文,查档案,挖出了一整个我们不知道的学术史脉络。”

  “这不是观点之争,是基本功之战。”

  老教授苦笑,“我们批评人家‘只有破没有立’,结果人家用文献档案把我们‘立’的根基给刨了。讽刺啊。”

  年轻讲师:“那他是走在我们前面了么?”

  老教授:“也许是,也许不是,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新的研究范式。”

  第二波冲击在高校校园形成风暴。

  武大校园里,那天的课几乎上不下去。

  上午第三节课,哲学系教授正在讲康德,底下突然有学生举手:“老师,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那文化上呢?谁有权为别人的现实‘立法’?比如‘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法,是谁立的?”

  教授推了推眼镜,竟一时语塞。

  中午食堂,到处都在传抄许成军的文章。

  最抢手的是那段西班牙语引文。

  有人用娟秀的字体抄在小卡片上:“Nos llaman mágicos porque no quieren llamarnos históricos.(他们称我们为魔幻,因为他们不愿称我们为历史。)”

  物理系的学生在排队打饭时激烈争论:“这不就跟我们学的似的?牛顿力学是尺度,量子力学是另一把尺度。你用牛顿的尺子量微观世界,肯定量不准啊!”

  “所以许成军说的是对的!”

  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男生激动地挥舞饭勺,“文学批评也得先搞清楚尺度适用范围!不能拿量西方的尺子硬量中国!”

  更震撼的一幕发生在北大三角地。

  秘鲁留学生卡洛斯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这个身材不高、肤色黝黑的拉美青年,穿着当时中国罕见的牛仔外套,手里拿着一卷纸和浆糊瓶,挤进了围观《光明日报》手抄版的人群。

  有人认出了他——“哦,西语系那个秘鲁同学。”

  卡洛斯的中文日常交流勉强够用,但此刻他异常沉默。

  他拨开人群,径直走到木质宣传栏前,刷上浆糊,展开那卷纸。

  不是大字报纸,而是从素描本上撕下来的厚纸,边缘还留着锯齿。

  纸上是用蓝黑钢笔写的字。

  不是毛笔大字报那种遒劲的字体,而是拉美人写汉字的典型样子:笔画僵硬,结构松散,像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几何图形。

  内容不长,只有五行:

  我是秘鲁人卡洛斯·门多萨。

  我在利马读大学时,教授说:拉美文学的特点是“魔幻现实主义”。

  我们全班举手问:为什么我们的饥饿、屠杀、军事独裁,要被叫作“魔幻”?

  教授沉默很久,说:因为这个词是欧洲评论家发明的,他们需要安全的审美距离。

  许成军先生撕掉了这个距离。

  谢谢他。

  没有感叹号,没有激昂的修辞,甚至语法都有些别扭。

  但正是这种外国人努力用中文表达复杂思想的生涩感,让围观的学生们下意识凑近了看。

  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小声念了出来。

  念到“饥饿、屠杀、军事独裁”时,她顿了一下。

  这时,卡洛斯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他从外套内袋里掏出两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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