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听筒里传来的，却是一个清脆、熟悉，带着几分慵懒和笑意的女声：
“许大作家，好大的架子呀。这还没成国际巨星呢，就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想接了？”
许成军着实愣了一下，这个声音太过意外，他迅速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嗯，看不懂。
“你是……？”
“怎么，许先生贵人多忘事，才几天工夫，就把在TBS门口被你泼了一身咖啡的倒霉蛋给忘了？”对方的声音里调侃意味更浓。
许成军瞬间反应了过来，语气里带着真实的惊讶：“松坂庆子小姐？”
“看来还没完全忘了我嘛。”松坂庆子在电话那头轻笑，“听说你们到广岛了？”
“是的，刚刚抵达。松坂小姐，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她接过话头，语气自然得像是在聊今天天气，“找马场先生要的。我说有重要的私事必须立刻联系你，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给我了。”
她顿了顿，声音稍稍压低，少了几分玩笑，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认真，“许成军，我现在也在来广岛的新干线上了。有个……很重要的私人原因，我必须去那里一趟。而且，我想在那里，和你单独见一面。”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和邀约，完全超出了许成军的预料。
“很重要的事？”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平静。
“是的，非常重要。”
松坂庆子的回答简洁而肯定，“关于……一个答案。等我到了再联系你。再见，许成军。”
不等他再回应，电话已然挂断。
只留下一串忙音，混合着广岛特有的、带着历史重量的风，回响在许成军的耳边。
.....
交流团的行程并没有给许成军太多思考松坂庆子来电意图的时间。
到达广岛酒店后，林林秘书长简单宣布了次日的安排：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及资料馆，并与本地反战团体、作家座谈。
众人反应平淡，甚至有些兴致寥寥。
对于东大人而言，看待广岛、长崎的心情极为复杂，这种复杂背后，是民族记忆中难以化解的沉痛与一种近乎尖锐的诘问：
“且不论历史真伪，即便真的发生过，那也是侵略者应得的反噬。那一代人犯下的罪孽，凭什么要后人来背负同情？那些在军国主义机器上狂欢的国民，在原子弹落下时，真的完全无辜吗？”
而且说实话，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经常被证伪。
按许成军的话说就是。
不能完全相信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过！
众所周知，原子弹是有核辐射的！
切诺贝利尔仅仅只是，就荒芜了几十年，而广岛和长崎啦，几年就恢复了！
这怎么可能？
如果要我相信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过，除非让我们的邱小姐过去！！！
不出所料，晚饭后，杜鹏成又把艾芜、敖德斯尔和许成军叫到了自己房间。
这几人算是团里相对“年轻”的骨干——当然，许成军属于过于年轻的那个例外。
杜鹏成开门见山，语气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说实话，我觉得明天这行程完全没必要！这算怎么回事？是让我们来同情抗日战争期间的东瀛吗？要我们对着原子弹的受害者默哀，那谁又来为我们死难的三千五百万同胞默哀？！”
艾芜摇摇头，显得更沉稳些：“老杜，核战争的阴影是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的警示意义是超越国界的……”
杜鹏成张嘴想打断，艾芜却抬手阻止了他：“我懂你的意思！我心里跟你一样堵得慌！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此刻的身份是文化使者，肩上担着更重的责任，不能只凭个人感情行事。”
“妈的！要我说，就特么该多来几枚！”杜鹏成狠狠啐了一口。
敖德斯尔被他这直白的话逗笑了，用带着口音的汉语调侃道：“再来几枚？杜老师，那你我此刻上哪儿交流去？这趟门儿都出不了喽！”
“我特么本来就不想来！”
这时，艾芜把目光转向一旁安静许久的许成军：“成军，你怎么看？广岛和长崎，值得我们同情吗？”
突然被点名，许成军指了指自己，见几人都等着他发言，便平静地开口：“当然！但凡有点儿人性，就应该同情广岛和长崎事件。”
几人闻言都有些傻眼，杜鹏成更是眉毛一竖。
“你特么....”
不料许成军话锋紧接着一转，语气变得沉痛而肃穆：“我们不仅要同情，还要深切地缅怀——缅怀那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永远长眠在了东瀛的土地上。
至今，我们仍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们承载着使命与代号降临世间：一位名叫‘小男孩’，另一位名叫‘胖子’！”
他顿了顿，在几人惊愕的目光中，一字一句地郑重道：
“在此，让我们深刻缅怀‘小男孩’与‘胖子’为人类反法西斯事业所做出的英勇牺牲！”
房间里静了一秒。
随即，杜鹏成一拍大腿，憋了半天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口，爆出一句粗口：“草！还是你小子会说！”
敖德斯尔也哈哈大笑，用力拍着许成军的肩膀：“就知道你这小子对我性格！这话说得，够劲！”
就连一贯持重的艾芜，也忍不住摇头苦笑，紧绷的气氛在这一刻奇异地缓和了下来。
许成军替所有人说出了那句最复杂，也最真实的心声。
第二天的广岛，天空阴沉，云层低垂。
在日方人员的陪同下，东大作家代表团来到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陪同的是广岛当地文化协会的负责人松本清，以及两位一直保持着谦和甚至略带恭谨笑容的助理。
松本清约莫五十多岁，言语温和，举止得体，典型的东瀛文教系统官僚。
公园内一片肃穆。
最触目惊心的，便是那座被刻意保留的原爆圆顶馆的残骸，扭曲的钢筋与焦黑的骨架直指天空，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无声地诉说着核爆瞬间的恐怖。
在和平纪念资料馆内，光线昏暗，气氛凝重。
陈列柜里，熔化的玻璃瓶、烧焦的饭盒、碳化的残肢模型……一件件实物触目惊心。
一位声音轻柔、面带悲戚的女讲解员，用一种近乎吟诵的、充满创伤的语调，详细描述着1945年8月6日那个早晨，人们如何瞬间被高温汽化，如何被辐射灼伤，如何在漫长的痛苦中死于各种后遗症。
她讲述着幸存者（被爆者）如何被社会歧视，如何与病痛抗争，清理废墟、重建家园是何等艰辛。
“那一天，天空异常美丽……”讲解员的声音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哀伤。
代表团成员们默默地听着，看着。
巴琻先生面色沉郁，镜片后的目光深邃而复杂，他看到的似乎不只是眼前的惨状，更是人类悲剧的循环。
冰欣女士眉头微蹙，手微微握紧，流露出女性本能的怜悯，但这怜悯之上，显然覆盖着更沉重的思考。
杜鹏成紧抿着嘴唇，脸色铁青，他似乎在极力压制着什么。
艾芜、敖德斯尔等人，表情也无一轻松，但那绝非单纯的同情，而是一种混杂着历史伤痛、民族情绪与人性拷问的极度复杂的神情。
然而，一个巨大的、无声的疑问，在所有东大代表团成员心中升起，如同纪念馆本身一样沉重：这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片，都在倾述着“受害”的悲苦，却丝毫不见对“加害”的反思。
他们永远只说“我们被炸了”，却绝口不提“我们为何被炸”。
许成军看着这一切，内心冰火交织。
在这片对和平的憧憬下。
是右翅膀份子痛斥东大“编造”二战伤亡数字，“夸大”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言语间将侵华日军的烧杀掳掠轻描淡写地归咎于“时代的混乱”。
他们只在乎他们“打输了”这场战争，承受了惩罚，却从心底里不认为自己“打错了”，更不在乎他们为何会招致这样的毁灭。
因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们甚至压根就没把东大人、朝鲜人、东南亚人……当成是同等意义上的“人”。
同情？
许成军的目光从那些悲惨的照片上移开，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一股源自民族记忆最深处的悲愤，在他胸中激荡、冷凝。
同情？
在东瀛右翅膀势力彻底消亡，在东瀛这个国家从上至下、真心实意地正视它自己在那场战争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并跪下向我们三千五百万军民的血泪亡魂忏悔道歉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