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非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皮的，有点硬，翻身时哗啦哗啦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大。
她想起小时候，邻居都说这孩子嗓子好，唱歌不跑调，声音亮得能穿透整条胡同。小学时被选进银河少儿艺术团，在央视的六一晚会上独唱过，唱着《大海啊故乡》，唱着《小百灵之歌》。
那时候她站在舞台上，面前是黑压压的观众，灯光打在她脸上，什么都看不清，但她不害怕，甚至觉得站在那里的不是自己，是另一个更勇敢的人。
到了东直门中学，她还是那个唱歌好的王非。联欢晚会上同学们起哄让她唱，她唱了，唱完掌声很响，但她心里知道，那种掌声不是她想要的。
她想被更多人听到，想唱给那些不认识她的人听。但母亲夏桂影不希望她走这条路。母亲自己是煤矿文工团的女高音，嗓子好，半辈子都在舞台上，可是后来嗓子坏了，声带小结，唱不了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她太知道这条路有多窄，窄到只有最幸运的人才能走过去。所以，她说唱歌不是正经事，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你好好读书，考大学，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王非没有争辩过，她不是那种会当面顶撞父母的人。但沉默不代表顺从。她的沉默像一口井，井水很深，表面平静，底下有暗流，只是别人看不见而已。
高考前夕，她爸妈就在谈移民香江的事。她爸的生意需要频繁往返深圳和香江之间，拿到香江身份会更方便，政策也更灵活。计划是一家人一起过去，可是她妈舍不得北京的生活、舍不得单位和那些老同事，一拖再拖。
事情拖过了一年。
本来可以更早，偏偏那一年她的学业正好卡在节骨眼上。她晚了一年上小学，比同届的同学都大一岁，又晚了一年毕业，高考那年班上那些十六七岁的应届生，她已经十八了，年岁在那里摆着，不能再拖下去了。她爸说，先高考，考完再办手续。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香江工作。如果考上，先上学，毕业再说。
她考上了。厦门大学生物系。
通知书寄到那天，她妈的嘴角终于有了笑意。“你看，好好读书也能有出息。唱歌能当饭吃？”
王非看着那张通知书，没有笑。她妈不知道她把那盒翻唱邓丽君的卡带寄给唱片公司的事，不知道她被退回来几次又寄出去几次，不知道她路过唱片店时会在橱窗前站很久、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封面、想像有一天自己的照片印在上面。那些事她一个人做，一个人被退稿，一个人消化，一个人把那些被退回来的卡带放在抽屉最深处，再从抽屉最深处把它们拿出来，再寄出去。
她不是一个会把心事挂在脸上的人。但从今天下午开始，那些压在心底的东西像被人从水底捞了起来，湿淋淋地摆在她面前，再也塞不回去了。
邓丽君跟她说“不要怕，不要等”的时候，看着她，好像能看到她心里那些藏着掖着的东西，像一把钝刀。王非忽然觉得，如果她现在不去香江，不去唱歌，她这辈子都会后悔。那种后悔不是“没考上好大学”的后悔，是“没有成为自己”的后悔。
夜，更深了。
王非还是没有睡着。窗外偶尔有车经过，轮胎碾过柏油路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她翻了个身，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在黑暗中按亮了台灯。暖黄色的灯光在墙上铺开，她盯着桌上的那盘卡带，像盯着一个答案。
“我不是非要去香江不可。可如果不去香江，我就没法唱歌。”…………
第二天一大早，王非就醒了。窗外还没大亮，天边有一线灰白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根细细的银针。她几乎没怎么睡，但精神却比平时好，脑子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不是松了，是被拨了一下，发出了声音。
她起身，洗了脸，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没有吃早餐，推着那辆旧自行车出了门。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腿把她带到了昨天那个胡同口。
她承认，似乎潜意识里，她是想碰运气。邓丽君不会每天出现在北京胡同里，这种运气遇上一回已经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她甚至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会骑车出来。
她停下车，站在胡同口的那棵老槐树下，早晨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筛下来，在青石板路上画出无数细小的光斑。她不敢往深处走，怕自己显得太刻意。就在这时，胡同深处传来了脚步声。不止一个人。她抬起头，阳光正巧落在那两个人身上——
关山月和邓丽君从胡同里走出来，像昨天那样并肩走着。邓丽君换了一件米白色的薄风衣，头发披着，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关山月穿着昨天那件深灰色大衣，步子不快不慢。
邓丽君在对他说话，他侧头听着，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两个人身上都带着那种刚办完事的舒展，步伐不急不缓，是那种把几件压在心头的事一样一样处理完、终于有了片刻空当的从容。
关山月和邓丽君同时抬起头，看到了她。三个人在胡同口对视了一瞬，阳光从槐树的枝叶间筛下来，落在三个人身上，把这个巧合镀上了一层不真实的光。
王非张了张嘴，脸一下子红了。她站在自行车旁边，手扶着车把，指节攥得发白。“邓……邓丽君小姐！关导演！”
邓丽君笑了。“小姑娘，这么巧。”
王非想说“我不是故意等在这里”，但她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这种谎。她确实是故意来的。不是早上才决定的，是昨晚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就在想了。那个胡同是电影局周边一带，他们如果还在北京，大概率还会出现。这个推理不复杂，但她不确定自己做出来的事是聪明还是傻。
邓丽君看着她红扑扑的脸，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吃过早饭了吗？”
王非摇头。
“正好，我们也要找地方吃早饭，一起。”
关山月没有反对。
邓丽君侧头看了他一眼。“山月，你带路。你对这附近熟。”
关山月看了看胡同两边的巷口，目光在那些褪色的招牌上扫了一遍。他在电影局挂职的那一年，常在这一带出没，知道哪家小店的豆汁儿地道，哪家的卤煮火烧下料足。
“前面有一家，不远。”他抬步走在前面。
三个人沿着胡同往里走，巷子很窄，并排走不下三个人。邓丽君走在中间，关山月走在最外边，王非走在靠墙的一边。三个人都没有说话，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回响，像某种默契。
关山月带她们去的是一家藏在胡同深处的小馆子。店面不大，三四张桌子，塑料椅子，墙上的白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门口的炉子上坐着一口大锅，锅盖半掀着，白色的蒸汽裹着卤煮的香味在巷子里弥漫开来。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正在灶台前忙活。看到关山月，喊了一嗓子：“哟，关导演，好久不见！还是老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