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陈开歌去找田庄庄闲聊，田庄庄似乎刚从某个聚会回来，带着一丝神秘的语气对他说：“开歌，听说广西电影制片厂那边，好像有个新项目在找导演。”
“广西厂？”陈开歌兴趣不大，毕竟那是个偏远的小厂。
“嗯，听说本子有点意思，好像是关于陕北黄土高原的，题材挺硬，一般人可能啃不动。”
田庄庄补充道，“而且，听说他们最开始找的是关山月，但不知怎么，关山月好像推了，还推荐了别人……”
“关山月推了？”这让陈开歌稍微提起了一点精神。关山月不要的项目，会是什么样子？
“具体不清楚，好像还在前期阶段，连导演都没定。”田壮壮摇摇头，“不过，那种地方，那种题材，估计也是个苦差事。”
陈开歌没有再追问，和田庄庄聊起了在广西厂工作的4人组，已经好一段时间彼此都没有联系过，至于对方的近况，他们两个也不太清楚。
但是，在他们两个心里，默认的认为，连他们都过得这么窘迫，估计那已经发配到边远地区的4个人也好不到哪去。
但，甭管怎么说，广西厂在找导演这个信息却像一颗种子，悄悄埋在了陈开歌心里。陕北，黄土高原……这些词汇与他脑海中某些宏大的、关于土地与民族的意象隐隐重合。他回到自己的书桌前，下意识地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手指无意识地划过那片广袤的、沟壑纵横的黄色区域。
虽然机会渺茫，前途未卜，但至少，有一丝不同于儿童片的光，似乎从遥远的地平线透出了一点点微光。
他依旧困顿，依旧迷茫，依旧感到才华无处安放的痛苦，但在那紧锁的眉头之下，一种属于艺术家的本能直觉，让他对那个来自南方小厂的、名为《黄土地》的未知项目，产生了一丝难以言状的、微弱却执拗的期待。
他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创作，来证明自己，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蛰伏状态。而命运的齿轮，似乎正在以一种他尚未完全察觉的方式，开始缓缓转动。
一九八四年，早春。北京城的槐树尚未抽芽，枯枝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切割出冰冷的线条。
陈开歌裹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骑着叮当作响的永久牌自行车，穿过北影厂家属院熟悉而略显破败的楼群。空气里除了煤烟味，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春节鞭炮燃尽后的硫磺气息，以及……一种隐约的、躁动不安的东西，像冰层下悄然涌动的水流。这感觉与他内心的滞涩沉郁形成鲜明对比。
回到家，逼仄的客厅里，父亲陈怀凯正戴着老花镜看《人民日报》，母亲在厨房忙着准备简单的早饭。见到儿子回来，陈怀凯从报纸上方抬起眼皮，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
“厂里今天什么事？”母亲端着粥出来，关切地问。
“还能有什么事？”陈开歌脱掉大衣，声音有些发闷，带着一夜未眠的沙哑，“一个儿童科幻片的剧本讨论会，争论飞船应该涂成红色还是蓝色更有教育意义。”他嘴角扯出一丝近乎嘲讽的弧度，坐下，拿起一个馒头，却没什么食欲。
这几乎是他日常的缩影。BJ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稳定，却像一把柔软的枷锁。
他参与执导的《红象》，需要蹲在地上，用夸张的语气引导小演员表现出“看见大象的惊喜”；他审阅的剧本，充满了“团结友爱”、“好好学习”的直白主题。
他的书桌上，摊开着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和几本厚厚的《电影艺术》理论刊物，旁边却堆着儿影厂要求修改的、画满了幼稚分镜头的脚本。这种撕裂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他曾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骄子，满怀用影像探索民族历史的雄心。如今，却感觉自己像一头被圈养的豹子，空有斑斓的皮毛和利爪，只能在狭小的笼舍里逡巡，眺望着远方看不见的旷野。
田庄庄偶尔会来找他，两个不得志的才子就着一壶酽茶，一包香烟，能从巴赞的长镜头理论聊到谢晋电影的民族性，再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愤世嫉俗到国内制片厂的保守僵化。但激情澎湃的争论之后，往往是更深的无力感。理论是锋利的武器，却找不到可以劈砍的战场。
就在陈开歌在儿影厂忍受着“飞船颜色”讨论会的同时，从戈壁滩归来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韦厂长一行，正在京城展开一场艰苦的“寻导演”之旅。
他们首先拜访了北影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导演，以拍摄革命历史题材见长的李导。在李导家整洁却略显古板的客厅里，韦厂长恭敬地递上《黄土地》的文学剧本。
李导慢条斯理地戴上眼镜，翻阅着，眉头渐渐锁成一个川字。
半晌，他摘下眼镜，用镜腿轻轻敲着剧本，语气带着长辈式的教诲：“韦厂长啊，这个本子……文学性很强，我承认。但是，拍电影不是写诗啊。你看这里，”他指着一段描写黄土高原空镜的文字，“大段的沉默，没有情节，没有对话，这怎么拍？观众看什么？再看这个人物，翠巧，太单薄了，缺乏戏剧行动嘛！我们搞革命历史片，讲究的是……”
“李导，”韦厂长忍不住打断，尽量保持客气，“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片。我们更想表现的是这片土地本身，是人和土地的关系，是一种……民族的生存状态。”
李导不以为然地摆摆手：“状态？状态是靠故事和人物体现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把本子好好改改，加一条地主压迫的线，让翠巧的婚姻悲剧更有阶级根源，矛盾冲突不就起来了吗？这样拍，既安全，又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