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约翰·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和未婚妻来到中国生活和工作。
1931年，拉贝担任德国南京分部副部长，并开始写《拉贝日记》。
1937年11月，拉贝将自己的住所改成了国际安全区，收容了六百多位难民。
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伙同其他国际友人，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二十五万中国人的生命。
回到德国的拉贝连续进行了五次演讲，公开各种证据，揭露日军的暴行。
二战结束后，拉贝生活拮据，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
到了1948年，拉贝生活艰难到只能给孩子们煮菜汤的地步。
消息传到中国，南京的市民募捐了一亿元、兑换成了两千美元，转交到了拉贝的手中，这才让他摆脱困境。
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向世人介绍这样一位伟大的国际友人，李子成觉得很好。
除了真心诚意之外，选择制作《拉贝日记》也更具备成功的可能性。
西方人一直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这种情况甚至到2025年都没有改变。
除非好好地揍他们一顿，才能让这些傲慢的人种明白谁是爸爸。
这种情况下，单纯拍摄一部以中国人受苦受难为主题的电影，显然不如白人以救世主之姿拯救中国人的电影，更加能够触动欧美社会的G点。
虽然这么做会让欧美国家拿来炫耀，显得中国承受了他们的恩情。
但这就跟前世中国电影参加欧洲三大电影节一个道理。
身为弱势一方，要想出头和成功，就必然要在某些方面付出和牺牲。
什么好处都想占了，那纯粹是痴人说梦。
除非国家实力上去了。
只有《拉贝日记》这样的电影，才会让欧美这边心甘情愿地帮着宣传。
毕竟电影中是白人拯救了中国人嘛，被奉为救世主的感觉于欧美国家来说，那可真是太棒了。
而其中还有一个妙处。
拉贝是德国人，
呵呵，那可是千百年来都没有断绝过。
总之，李子成的做法就是，还能起到宣传的作用。
国内那边的运作还要一段时间，官方的交流和协商更是复杂，一时片刻还用不到他出场。
他需要做的，就是将剧本写出来，给国内增强信心罢了。
而为了避免到时候忙的不可开交，李子成在其余的事务上加快了进度。
“好！非常好！迈克尔，你的唱功绝了。这首歌简直适合所有人群，保证会大红大紫的。”
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Billie Jean》的录制已经接近尾声。
哪怕亲眼见到歌曲的录制快要完成了，昆西·琼斯等制作团队的成员们还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快！
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