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为他刻意贬低国内，用来讨好西方，甚至冠以“谟太君”的罪名。
其实《红高粱》等文学作品，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中刻画的内容，也确确实实是中国广大农村、农民、农业间存在的，更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社会里的顽疾。
为什么要有上山下乡？
就是希望本来不接地气的文化者，能够实地到广大农村、偏远地区去看一看，然后通过他们的笔墨将这些情况反映出来。
毕竟他们不写出来，国家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
又怎会知道该从什么角度去解决问题？
这些文学作品的诞生，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些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唯一值得商榷的，就是这些电影被拿去外国参加电影节，从而成为了西方认知中国的途径。
虽然获奖了，但也在国际上留下了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但同样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电影人不这么做又能如何呢？
在有限的条件下，在实力不足的时候，能够拿出去和人家交流、学习的，除了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呢？
最起码，好歹这些作品为国家带来了荣誉，让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了知名度，毕竟还是有些益处的。
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人，不是穿越者，他们看不到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身周围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去尽量做到最好。
后来的人们站在上帝视角去批判他们，这是不可取的。
享受成果的人，不该去诋毁靠着勇气去探索的先辈。
当然了，这仅限于第五代导演群体。
至于后来的第六代等等，还是死一死的比较好。
即便是第五代里，陈大诗人如果拍完《霸王别姬》就挂掉，将会成为永垂不朽的传奇。
正是基于这样无奈又冷酷的现实，李子成这种扇动翅膀的蝴蝶才会先得弥足珍贵。
因为他给正处于迷茫和重生期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不一样的风。
这个时候的中国电影，还在努力构建本来坍塌的基础，根本没有余力去思考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新时期的电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所以这个时期的出品的电影，就会呈现一种十分混乱的局面。
各种风格都有，各种题材并列，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核心思想趋向。
要求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去承担起意识形态宣传的重任，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而这，就是李子成存在的意义。
他把这段混乱的时期给缩短了，让国家一下子意识到新时期的电影事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新时期的电影应该怎么拍。
“希望你们能够延续《伐木人》的风格，拍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的风采，拍出有血有肉的故事，凝聚民心士气，你们能做到吗？”
廖老说完，目光灼灼地看着李子成。
别看在场的人里他最年轻，但所有人都清楚，新时期的电影怎么拍，只有他最懂。
拿着《伐木人》去跟港台乃至欧美的电影去比，不但毫不逊色，甚至在许多方面都更为优秀。
这件事能不能成，全看他的了。
千钧重担扑面而来，李子成却没有多少波澜。
拍电影嘛，哪怕是要求和《伐木人》质量相当的电影，对他来说，都不是难事。
但该提条件的时候一定要提，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
解决好了后顾之忧，才能轻装上阵嘛。
“我有一个问题。”
随着他的开口，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你讲。”
“要我接下这个任务，可以。但是明年年底之前，我就要去美国留学，时间十分紧张。”
苏耘急了，喝道：“出国留学哪能跟国家任务相比？”
在他看来，李子成就是有点拎不清，这是要犯错误的。
李子成不见慌乱，笑道：“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知不觉中跷起了二郎腿，惹得苏耘等人连连变色。
这是什么地方，是你能摆谱的吗？
“如果能够得到国家的全力支持，我有信心在明年年底之前，将电影拍出来。”
这话一说出来，已经没人在乎他跷二郎腿的事了。
这个少年，到底是不是在胡吹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