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丽特·门罗创办《诗歌》的时候。
是以惠特曼的诗句“要有伟大的诗人，必先有伟大的读者”为杂志格言。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提升诗歌的艺术地位，以及提升公众对诗歌的关注度为方针在审稿。
永远不会在审稿过程中掺杂个人偏见与流派偏见，喜欢的稿件是偏大众一点的。
而乔治·狄龙就不一样了。
乔治·狄龙作为一个学院派诗人，创作风格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注重在格律、意象方面的运用。
当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在21岁时就出版了首部诗集《风中少年》，获得《日晷》杂志的高度评价。
——《日晷》是创刊于1840年7月的超验主义运动刊物，刊登过爱默生、梭罗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在1920年代时的主编“玛丽安娜·穆尔”，后来还成为了《诗歌》的核心作者。与《诗歌》杂志一样，都是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手。
在《风中少年》之后，乔治·狄龙在25岁，也就是1931年时发表了诗集《开花的石头》，并以此获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与古根海姆奖学金。
不过，乔治·狄龙虽然也擅长抒情、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
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比恩尼要华丽、考究的多。
例如他在《开花的石头》中的代表诗篇：
《致失败者》——且让孤独缄默不言，若要诘问你所失的一切，就去责怪风吧。
《无法忍受的美》——她的身躯似由，火焰与雪交织而成。我暗想，纵使心跳有朝一日停止，这般光景，也会永存于我记忆之中。
《黎明的问候》——囚于牢笼的意识，醒来吧：此刻你正饥肠辘辘。你曾饱食大地的果实，也曾遍尝天上地下的滋味。
当然，乔治·狄龙的诗歌，优点是很明显的，在情感与文学性的表达上毋庸置疑很优秀。
但正是如此，他的诗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够大众。
平常阅读他的诗歌的人，都是精英阶层或是知识分子，他所使用的那些晦涩的意象，以及较高的审美门槛，让很多普通民众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诗歌。
而且他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也比较私人，都是表达自己的情绪，简单点说就是“不接地气”，无法让民众产生共情。
也正是这些原因，让《诗歌》杂志在美国民间的影响力一直很难扩散出去。
此时。
容貌秀气，浓眉大眼，身形有些瘦削的乔治·狄龙，正伏案在桌前，撰写对于《从前慢》这首诗歌的评论。
如果从他的本意出发，的确只是一篇评论而已；可从他的用词出发，就更倾向于是抨击了。
简单的一个字来说——他认为这首《从前慢》很“俗”，可以说是俗不可耐。
什么“长街黑暗无人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都是技法、意象极为拙劣的词句。
尤其是被奉为金句的“一生只够爱一人”。
在他看来有种19世纪廉价妓女的美，所谓的审美门槛低就代表着一种廉价的迎合。
如果一首诗歌让普罗大众都能读懂，在他看来就是俗气、廉价到了极致。
他的印象中，能让所有人都无门槛接受的，就只有被人蔑视的涩情小说。
而这首《从前慢》，显然也能归为这一类。
毫无文学性，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取悦公众的廉价与娱乐性。
与此同时。
在乔治·狄龙撰写评论的时候。
同样在诗歌领域声誉不菲的《肯庸评论》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
位于俄亥俄州甘比尔镇的《肯庸评论》编辑部。
《肯庸评论》的主编约翰·克罗·兰塞姆，也因为久仰“恩尼·里瑟”的大名，阅读了其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诗歌。
与《诗歌》相比起来，《肯庸评论》这本杂志更是学院派中的学院派。
1939年，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约翰·克罗·兰塞姆在肯庸学院创办了这本文学期刊。
肯庸学院是美国一所私立文理学院，成立于1842年，也可以唤做“凯尼恩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声誉。
在全美文理学院中位列前茅，最佳文理学院本科教育中位列第12位。
毕业的学生往往都能前往世界著名公司任职，例如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宝洁公司等。
1939年的时候，兰塞姆正在肯庸学院中任职，由于厌恶美国文学界彼时的印象式批评与意识形态化写作。
所以以“新批评”理论为核心，创办了《肯庸评论》这本刊物，在早期依靠学院资金与私人捐赠运转。
而所谓的“新批评派”，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解释——就是抛开一切外部因素，死磕文字本身。
也就是说，抛开作者生平、读者感受、时代背景等所有附加的东西，只分析一部作品的本身。
具体实践起来，就是只盯着语言的张力、讽刺、意象、隐喻这些细节，不用去理会作者当时在想着什么，也不用管读者有没有被作品感动哭什么的。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编辑、诗人、评论家，约翰·克罗·兰塞姆是颇具权威的。
在1959年退休后仍活跃于文学界，并在1966年时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1973年时获得诺奖提名，一生中获奖众多。
不过，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诗人、评论家，他也存在着审美上的偏见。
他最为主张的一点就是——诗歌审美应该拒绝功利性与通俗化表达，诗歌的本质是对“世界本体”的认知，而非情感的宣泄、道德的说教或大众的娱乐。
因此，他认为诗歌应当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
要是一首诗歌过于通俗、贴近大众生活、传递共通的情感的话，就完全缺乏诗歌本体的深度。
这种诗歌就只能算作“产品”，而不是“作品”，只能算是充满功利性、功能性的文字，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
约翰·克罗·兰塞姆认为诗歌就跟衣服一样，最简单、最物美价廉的衣服，自然是公众的最爱。
可在时装评选上，这种衣服能算是真正具备美感的衣服吗？
答案是完全不能。
所以，一首诗歌若是过于通俗与简单，就跟最物美价廉的衣服一样，完全缺乏了深度与质感。
很显然，《从前慢》这首诗歌完全是戳中了所有让约翰·克罗·兰塞姆不爽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