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不单单在自己的“中央”搞政事堂模式来集权，在荆州和扬州的层面上也这样搞。
政事堂模式已经被他复刻了两个，分别安装在了荆州和扬州身上，主打一个听指令、高效率的集权模式。
实际上就是说荆州和扬州的实际权力机构就是中央政事堂下面的分部，原先掌权办事的州府大吏的职位也都成为了虚位。
甚至刘基已经开始将政事堂模式进一步下放到郡级单位里，准备在郡府层面也推动同样的模式，将原先的分权状态打破，进入集权状态。
目前，刘基控制地区的郡府政治生态就处在从分权状态到集权状态的变化之中，之前让虞翻在荆州搞那一出肃贪行动，也是在为此事打基础。
只是短时间内，荆州各郡郡府的转变还没有那么快。
而在扬州，因为刘基的控制力更强，所以扬州的州府、郡府政治生态的转变速度更快、程度更深一些。
扬州各郡郡府的实际权力机构也正在向政事堂的二级分部集中，各郡郡守也在向政事堂二级分部负责人的角色转变，原先的自主性正在被不断削弱。
扬州各郡的郡府实际上已经没有东汉帝国时期的那种高度自治权了。
各郡郡守也没有那种事实上的“府君”的权力和威严了，“府君”更像是一种荣誉称呼，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称呼。
因为刘基的改制，他们更多的受到中央的控制和约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刘基推动了政事堂改革之后，原先那些掌握主要权力的大吏们——诸如别驾、治中、主簿等等传统大吏没有了原本那么大的职权，或者干脆没有了权力。
基本上沦为吉祥物一般的存在。
或者说成为州刺史、郡守本人的高级参谋，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但没有办事的实权。
只是短时间内，受到传统的影响，这些职位都还存在，位置上也都有人，一切尚且还要按照传统的规矩来。
比如周瑜、陆议他们这些出身很高的扬州人，都在扬州牧府中担任别驾、治中从事等等已经没有权责的“高位”，徒有其表，没有实权。
而作为会稽郡太守，在这种状况之下，汪镇需要自行辟召、自己支付工资的郡吏的数量其实已经远远少于传统郡守所需要的。
那些真正在掌权做事的郡吏的工资，都在刘基的官吏一体发俸的清单之中，不需要汪镇自己支付。
刘基给汪镇的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绝对够他覆盖这部分支出。
偏偏在这种情况下，汪镇为了个人的奢侈享受，把自己的财政状况折腾到了恶化的局面，为此不得不动起了歪脑筋——
虽然说他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府君”，但集权模式下的郡守该有的职权也是不曾减少过，依然算得上是高级官员。
既然是高级官员，想要动动手脚搞东搞西不也是很容易吗？
在陈阳的“建议”之下，汪镇开始审视自己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很快就从中发掘出了金山银山。
扩建城池的款项，修建道路的款项，修建水利工程的款项，郡兵的军费，剿灭山匪的军费，等等等等，这些款项都需要经过他的手，或者可以由他插手处理一下。
在其中捞取一些作为自己的好处费，难道不行吗？
反正只要事情做好了，做得漂漂亮亮的，能够交差，能应付上面的巡查，也就够了。
事情我做好了，绝对按照标准来，剩下的那些款项没用完的，由我笑纳作为奖金，不过分吧？
从建安五年年中开始，汪镇的手就开始不干净，这边让工程队加快速度，那边让工程队少用一些土石砖瓦，这边捞一点，那边捞一点。
很快，他的经济状况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账册也做得很漂亮。
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汪镇的胆子就越来越大，继续揩油，继续奢侈享受，越玩越大，越是能收入，也越能支出，花钱如流水，威仪一日胜似一日。
建安六年年初，汪镇发现会稽郡工程款的油水不够他捞了，再捞下去的话工程就要出问题了，工程出问题，他的脑袋也就要出问题了。
可他想要的越来越多，钱又不够了。
他向陈阳咨询该怎么做，陈阳则教会了他“前人的智慧”，也就是从军队里头入手。
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吞金兽，军费一旦花起来就没个终点。
当年汉羌战争，朝廷往西凉砸了二百多亿军费，比整修黄河所花费的费用还要多一倍，打了一百多年，把朝廷的血都放干了。
朝廷损失很大，但是有些人则赚得盆满钵满。
谁？
军费流动所经过的地方的那些聪明人。
最典型的，就是弘农杨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