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襄阳距离许都也太近，一旦发生战事，襄阳很可能受到巨大影响，他可不想犯下和刘表一样的错误。
再者说了，吞并荆州之后，刘基的财政大为富裕，把一座原先已经有规模且水路交通非常便利的城池扩建起来，搞搞开发，其实并不困难。
而且张英就任江夏郡太守之后，已经按照他的命令开始对夏口地区进行初步整顿、建设，所以从军事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并没有反对的必要。
那么从政治角度呢？
刘基麾下的人才们也不是傻瓜，刘基的用意和目标他们并非不了解。
最开始，刘基的核心豫章郡。
等之后和孙策开战，刘基的核心就在丹阳郡。
原因就是丹阳郡是他打下来的，没有很大的掣肘，没有很多强有力的豪族，丹阳郡内的豪族和山越势力都被他收拾的服服帖帖，他在丹阳郡的政治根基十分深厚，在丹阳郡执政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
后面拿下了江北二郡之后，他就把驻地临时迁移到合肥，在合肥执政，同样也是因为江北二郡被连番战事所影响，没有太强的地方势力，且交通便利，必然成为未来的军事重镇。
待吞并荆州又担任荆州牧之后，刘基不便于立刻离开荆州，却也不能放松对扬州的管控，所以在江夏郡内最具有战略地位的夏口地区建设武昌新城就成为了刘基的新选择。
襄阳虽然好，但是荆州顶级豪族多聚集于襄阳一带，他们的势力根深蒂固，且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削弱。
抛开军事角度不说，在襄阳设置政治中心的话，难保不会被荆州豪族利益集团所裹挟，失去一定意义上的自主性。
但是江夏郡不同。
江夏郡多次遭遇战火，不少中小规模的土豪被战火影响的家破人亡，已经废了，甚至不少士族豪门都受到影响而到处逃散。
包括江夏郡最有权势的士族豪门——安陆黄氏家族，也因为黄祖一家子的完蛋而遭到重创，对江夏郡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不复曾经的强势。
士族豪门、豪强和一般土豪为代表的地方势力被战火重创之后，留下大量荒地和权力、资源真空。
刘基此时介入，就能顺利填补这里的权力真空，顺利执掌江夏郡大部分的资源，轻而易举地把江夏郡打造为自己的钢铁堡垒。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刘基核心区、地方势力的生命禁区。
任何地方豪族想要通过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影响刘基和骠骑将军府的决策都成为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就意味着，刘基领衔的骠骑将军府必然会成为一个威势极强、集权程度远超过往政府的强势军政府。
而成就这样一个不容易受到影响和掣肘的强势军政府，就是刘基综合荆扬二州力量北上争霸的最坚强的基石。
这一点，并非没有人看出来。
政事堂内的政治精英们基本上都看出来了刘基的目的，但是他们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跟随刘基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到最高，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目标，至于短期之间的一些地方性质的利益，已经不在他们眼中了。
于是乎，当时间来到了建安七年正月十五日的时候，随着刘基的一声令下，政权核心迁移行动正式开始。
大量官员、吏员、将领、士兵、船只、大车还有随行家眷们纷纷从襄阳城出发，开始向夏口……不，是向武昌转移。
不仅是襄阳城内的人们开始出动，原先留在丹阳郡宛陵县与合肥县的一些中枢机构留守人员也开始向武昌转移。
这些原先的重点城池重新恢复到自己的定位上，或者成为地区经济核心，或者成为军事重镇，而不再有政治意味。
比如合肥，就将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
襄阳也是，搭配着北边的樊城，襄樊一体，必然成为荆襄之地的重要防御屏障。
但唯有武昌才是真正的军政核心，甚至是经济中心。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刘基都会在武昌这边常驻，直到中原也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他才会选择另外一座城池作为他的“首都”。
刘基于二月初抵达了武昌，进驻原先的夏口城，然后和张英会面，共同商讨武昌城的建设计划，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妥善的方案。
二月初五，刘基抵达武昌之后的第三天，武昌城的扩建改造正式开始。
刚刚迁移到位的政事堂工曹来不及休整，就立刻投入了繁重的工作之中，开始各种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