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与三体危机碰撞的三百年里，《冬眠者保护法案》如同一块被潮汐反复冲刷的礁石，记录着时间的变迁。
这项诞生于危机纪元初期的法律，试图用条文穿越时间的限制，但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时间的洪流中保持本心，《冬眠者保护法案》也是。
危机纪元元年，古筝行动结束后，冬眠技术被联合国紧急解禁。这项原本用于医疗延寿的技术，迅速成为战略资源。
通过低温休眠暂停生命体征，人类首次实现了对时间的“借贷”
——精英科学家、军事领袖与关键工程师被优先送入冬眠舱，以期在未来中被唤醒。
人类尚未意识到这项技术将彻底改写文明的未来，冬眠者不再是沉睡的个体，而是成为跨越世纪的战略资源。
初代法案在仓促中出台，针对冬眠导致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风险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死亡不平等”技术产生了深恶痛绝的恐惧。为了防止生命极权分子的武装破坏。
“时间平等”抗议者与防暴警察的冲突，成为危机早期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直至冬眠技术商业化阶段开始之后，社会矛盾才相应减弱——那些有足够资源进入冬眠的富人阶层，天然站在了抗议者的对立面，富人阶层通过对舆论的操纵和渲染，人们渐渐默认了“死亡不平等”的事实。
而当时的人类政府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将冬眠基地的位置从青藏高原改到了南极极点。
南极，这块与世隔绝的冰大陆，在未来的数百年中使得冬眠基地处于了一种相对安全的境地，哪怕是在“大低谷”时期，混乱的秩序也未能影响这块被冰雪覆盖的冻土，冬眠者的们也幸运的躲过了这场混乱。
但也不是所有的冬眠者都幸免于难，在民间，仍然也诞生了不少民营冬眠基地，这些冬眠基地在诞生之初，凭借着强大的安保武装力量和先进设备，吸引了不少富豪的注意力。
这种冬眠基地在危机纪元100年大低谷时期达到顶点时被毁灭了，著名的例子是难民冲击斯德哥尔摩冬眠中心，并从中屠戮了137具保存完好的精英遗体。
他们本应苏醒于末日战役前夕。
在危机纪元38年，联合国补充了《冬眠者保护法案》，其中强调了财产托管体系的健全，冬眠者的财产体系，除了一部分被冬眠者以“冬眠遗嘱”的形式交付给了后代之外，大多数冬眠者资产都被折合成了所在国家的基本货币，并存储于了超级人工智能“MOSS”的量子数据库中。
考虑到人类社会因对太空领域的强投入，未来史学派预言的“大低谷”时代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因资源分配不均和生活质量下降导致的经济社会性危机并不是拥有强大力量的面壁者可以改变的。
为了进一步保障冬眠者的权益，人类社会将最大的资本概念“金融”，几乎完全移交给了超级人工智能“MOSS”中。
人类文明这种因担心‘存钱罐’被砸碎反而将‘存钱罐’交给人工智能的行为，取得了歪打正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