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下午。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3号法庭。
一场庭审即将结束。
这是一起过失杀人案件，被告醉酒后与邻居发生争执，将邻居从楼上推下去，导致邻居抢救无效死亡。
在贝泽隆法官的努力下，被告获得了被害人家人的谅解，刑期也从二十五年降低到了七年。
贝泽隆法官宣读了对被告的判决，正在就此次庭审案件做最后的总结：
“残酷的刑罚从未使人改邪归正，只会在灵魂深处烙下恐惧。”
“本庭的职责不仅仅是惩罚，更是修复。法律的力量不仅在于其严厉，更在于其能引导迷途者重返正途，能抚平创伤，能让社区重新愈合。”
“一个冰冷的、长达二十五年的刑期，能否让死者复生？”
“能否让生者释怀？“
贝泽隆法官目光在陪审席上一次掠过：
“不能！”
“但今天，被告真诚的悔悟和受害者家属令人动容的宽恕，却真正做到了法律难以做到的事情——它带来了和平。”
贝泽隆法官看向被害人的家人，语气越发悲悯：
“此案告诉我们，司法的目的应该是‘修复’而非‘报复’。”
“本案中的七年刑期，是对其过错的必要惩戒，但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家庭的和解与一个人的重生，留下了可能的空间。”
他看向被告，目光中充满了怜悯：
“七年的刑期不是对你的惩罚，而是给你反思的时间。”
“希望你能在这七年时间里好好反思，想清楚自己所做所为究竟对他人造成多少伤害，出来以后该如何进行弥补。”
被告低着头，一脸沉痛。
被害人家人相互搀扶着，不停流着泪。
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以文学性表达闻名，自由派媒体称其为“法庭诗人“，保守派则批评其“将法哲学凌驾于法律文本“。
不管批评还是赞美，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极具辨识度。
他凝视着被告数秒后，敲响法槌，宣布庭审结束。
被害人的家人们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被告与家人们也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旁听席，陪审席纷纷起立，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伙人，议论纷纷。
贝泽隆法官微微驻足，满意地点点头，收拾好水杯跟笔记本，返回内庭办公室。
此时正好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
回到办公室，贝泽隆法官坐在椅子上，回忆了一下庭审的全过程，思考着该如何将这个案子操作成典型案例进行宣传。
他助手叫进来，将本案的判决书副本及案卷交给助手。
无需贝泽隆法官开口，助手已经领会他的意思，点点头拿着文件离开了办公室。
助手会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等友好媒体的司法专栏记者跟自由派评论家。
媒体将聚焦于庭审中感人的细节：诸如被告的忏悔瞬间，被害者母亲擦着眼泪说“我原谅你了”的对话，贝泽隆法官充满“人文关怀”的引导等等，汇聚成一篇篇关于“司法人性化”的感人故事。
这种事他们已经做过不止一次，助手早已轻车熟路。
贝泽隆法官又整理了一下文件，看看时间，脱掉法官袍，准备换常服，下班回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