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提出到落地实行，是执政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需要自上到下各层次的执行者。若是不打破士族，尤其是世家大族的文化垄断权，不绕开这些中央到地方的士族阶层，就不可能削弱他们的利益，建立一个崭新的体制。若是没有自身的执行骨干，哪怕执政的手段再为暴烈，也难以对世家大族，进行制度性的削弱，只会培养出新的世家大族来。总结来说，不改变执行结构与行政垄断，任何均平的口号，都会被地方世家大族与豪强消化，甚至被他们所利用，反向固化成新的门阀...”
“这就是行政中的‘有令无行、行而不久’。具体到实际上，郡县的长官是外来轮调，而执行的佐吏、亭长、里正、书手，多出本地望族的门生故吏；察举、辟召、太学与清议又由他们‘把关’。于是度田、清册、抑兼并等上令，往往在‘丈量、核契、定等’这些技术环节被做空。而文化正当性又在士族手里：经学博士、太学祭酒、州郡学官与清议网络，决定着‘何者为贤’。不从其评，即无仕路；从其评，才是‘正人’。这就是世家大族的‘文化垄断权’...”
“这最关键的两点总结起来，就是‘谁举尺’，‘谁举人’。‘谁举尺’？丈量、定额、契据与仓簿，这些执政的技术与数字依据，若是握在本地的世家大族与豪强手里，就必然变成他们图谋利益的工具。‘谁举人’？人才的录取入口，若仍以察举、清议的方式，由士族评鉴，所有的改革就会在用人端被回卷...”
“王莽改革的失败，就在于他虽然能拿到中枢的法令，却缺少一支听命于中央且能常年发饷的基层执行队伍。他的改革本身，又绕开了豪强与小民，没有一个稳固的支持阶层。最后所有的改革都倒向了反面，政令崩塌，新朝灭亡，王莽成为篡逆...”
“我等黄巾起义的暴烈，可以摧毁旧的腐朽秩序。但新秩序的建立，却需要一支‘能管账、能征税、能安民’的治理人员。若是这些治理人员，还是任用世家子弟与士绅豪强，就又会倒转过来，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曹魏政权。而世家大族的九品中正制与魏晋门阀，也就近在眼前了...”
张承负跪坐席间，手中的炭笔如游龙般舞动，在黄纸上唰唰作响，写的比对面的荀攸和荀彧还快。大儒荀爽对汉末现实的讲述，落在三人的笔下，就是截然不同的记录、分析、经验与结果。而由于他书写的简笔字简陋难懂，荀氏众人或是好奇、或是鄙夷，却都没关注到这其中蕴藏的内容。唯有大儒荀爽深深打量了这太平道少年一会，依旧坦荡直言，继续讲述着儒家的改良方略。
“这天下的现实，是‘重税、灾疫、破产、兼并’。要恢复天下的秩序，就得把小民的钱税负担，降到可以承受；把隐籍人口与隐匿的田产，纳入‘可征更可接受’的税网；用正税替代苛派，减少吏员的贪腐；用礼义替代暴力，维系乡间的安宁...而要改良这天下的弊政，执行这一整套的方略，贪鄙的宦族不可依靠，唯有靠正直的党人士族！...”
“而要依靠党人士族治政，依靠州郡二千石、郡国功曹、县令丞与本地士族，就不能行暴烈的均贫富，不能太过于损害这些执行者的利益，损害士人大族的整体...至少，不能太过急切，一次性与太多士族为敌。”
“以老朽之见，要改善朝廷的财赋税制，第一项是‘度田核籍’，重建税基。田地的产权，是不能轻动的。能把人丁与田籍查好，得到切实的数据，就已经是极好的了。查隐户与客籍，不能用强，要给登记者免一年到三年的算赋与更赋。丈量寄名避税的田亩，要宽容处理，允许更名正契，换取三年内按旧额征收，并且不溯及既往。造‘一田一契’的黄册，则需要士族代表与县吏联名背书，一则确保可信，二则确保本地大族能够接受...”
“世家大族不可轻动，要度田的主要目标，得放在分散的豪强身上。即使如此，也要尽量减少与豪强的正面冲突，以‘正名—减负—换合规’为谈判筹码。而稽查执行的人手，则由郡功曹抽调太学生、郡县学生员与乡举孝廉充任...”
“而度田增加税基之外，第二项是‘减免杂税’，废除地方的苛捐杂税，恢复常年算赋120钱、口赋23钱、折更300钱，再酌情减少。对灾区籍丁当年免更或半更。由郡守公开雇募役夫，避免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停止榷盐加价，缓解小民生活的艰难...”
“这些税钱的减免，必须由中央朝廷与地方郡国，达成共识。减少的时候，也得一点点来，让地方郡国能够接受。若是前两项‘度田核籍’、‘减免杂税’，能够都做成了，才能组织起可靠的骨干人手，去‘抑制兼并’。”
大儒荀爽声音低沉，如同背负着泰山之重。此刻，他讲述的每一句话，都是数十年官僚经历的经验，是发自大儒学者的良心。要从体制内部进行改良，就非得这样一步一步、小心翼翼，把握着火候与时机才行。因为，这是要让已经占据利益的统治阶层，让渡出一部分利益给百姓。这几乎是天底下最难做的事，是儒家治政中最复杂艰深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