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如《宋书》的作者沈约，在他笔下，其父其祖总是莫名其妙地受到重视，或说出当时的贵人们总会欣赏的言论，即便最后历史上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事迹，后人也嘲笑这段内容有猫腻，但提供不出更有力的反驳论据，也只能默认沈约对他父祖的夸大。
因此书籍有时候不需要说谎，只需讲述想让观众知道的片段，整个段落的效果就截然相反，高殷就是用这个办法，远在千里之外，却成功实现了“魏帝杀晋公”的预言。
而僧侣们在佛教文献上天然具备一个优势，因为他们期望用佛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将自己的信仰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因此会主动地讨论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强调佛教和转轮王之间的彼此护持，进而将君王塑造成佛教圣王，憧憬弥勒下生带来的美好世界。
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和道家是不同的，粗泛而论，道家更讲究的是个人修养，强调的是自我的内在，目标是与天地齐平，因此与世间其他事物的联系并不大，它们更多是道者用来帮助自身参悟的工具；
而佛教讲究的是参悟四圣谛，确认生命本质的苦谛、揭示苦的根源在于渴爱与无明的集谛、探索超越苦的涅槃状态的灭谛、最后通往涅槃的“八正道”的道谛，这一系列的核心思想是破除对俗我的执著，得到解脱，虽然和道教看上去很像，但内核截然不同，适用的范围也更广阔。
简单粗暴一些地概括，那就是渡人，既能渡己，也能普渡众生。
而众生又在王者的统治之下，因此僧侣们天然就会亲近王者，无论是获得更丰厚的物质享受，还是实现精神上的参悟、普渡，都离不开王者的力量，因此积极入世是僧人的特征，这也是道教屡屡被佛教打败的原因，在迎合王者这一点上，道爷们多少有点不给力了。
体现在具体的表现上，就是对经文的注释。唐僧玄奘翻译了《十一面神咒心经》，玄奘再传弟子慧沼注疏后推广，经文中将十一面观音和护国思想紧密相连，带有强烈密教色彩的信仰和理念。
一百多年后的周朝，万岁通天二年，武则天为讨伐契丹，诏高僧法藏依经教请法，建十一面观音道场摧伏怨敌，同时派武懿宗、娄师德等将领率兵二十万伐孙万荣。
两个月后，孙万荣兵败被杀，这次军事的胜利给武则天内心以极大的震撼，认为十一面观音强大的护持威力引导周军取得了大胜，武则天为此甚至改年号为神功，佛教因此在武则天，乃至接下来的唐朝继续大盛，乃至逼迫后来的唐武宗开启新一轮的排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
相较起来，法上这个昭玄大统在专业上就不太给力了，倒也不是说他之前的工作不给力，而是在高殷登基后，关于佛教的内容主要出自于他自己的策划和手笔，法上没有积极主动地来亲昵于他，就让高殷很不高兴；
若说在他登基并坐稳皇位之前，法上不敢轻易表态，那还有些道理，以他的地位，自己也不太可能不尊敬他，可现在经过他的大力整顿，齐国已经有七成为他稳稳掌控了，这时候法上还不表态，就很不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