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百姓的收入又被抠走了一大块，即便是老郑和老夏家，去掉将近三十石的年收入，也只剩下一百八十石左右，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仅是口粮就花掉了九十石，再加上衣服、盐、油、煤、酒等生活必需品，乃至祭祀、疾病死丧等必要的开支，对于官府数据来说难以精密计算，但对于个人家庭来说，能存下粮食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对于狭乡分田、土地不多的农户，微薄的收入就更让他们捉襟见肘了，他们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过一年，在来年无灾、最好还能丰收的美好期盼下，再度开启新的挣扎。
即便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农民们依然坚强的生活着，将血汗埋进土地，供养起家人和国家的主人，只是偶尔闯进来的悠风，以及农里偷闲的那几分快活，就足以抚慰他们淳朴的心灵。
作为一个新生王朝，大齐的统治阶级有腐化的倾向，下级官吏也随着印章左右摇摆，各地的风气多崇尚浮华，贪淫享乐，但同样有为数众多的人们愿意相信这个国家，相信这个建立不到十二年的帝国，吃下了他们的血汗，就会为他们负责。
如今转机终于在理顺派系、结束内斗的齐国中出现，高殷地位稳固，终于能腾出手来解决这些农事。
朝廷规定，没有劳役的男子，从十五岁成年起，就要从春季劳作到秋季，妇女则经营蚕桑之事，对于这个工作，朝廷会定时派人指导，每年初冬，刺史都要审定州郡农桑教育的优劣，并以此确定官员的政绩考核，这也算是早期的农业教育指导了，只不过没有统治者将这项工作列入国本，进行专门的农务培养与教育。
就是为了应对这项缺失，高殷才在文林馆中设立了农丰阁，其官员的初期任务就是考察风土、总结民情，因地制宜制定出适应各州环境的耕种策略和技巧，让农民在科学的指导下能够更轻松的种地。
同时朝廷还规定了民众中有多余人力的和有牛的互相帮助，都能够播种，不过这往往会引起纠纷，各家计较借用和补偿对方的劳力损失，有些会精诚合作，有的则反目成仇，调解他们也成了官吏必须的工作。
因为没有额外的好处，官吏们便对这些事情兴致不大，以和稀泥为主，许多矛盾就此埋下，渐渐成为隐患。
随着不良人建立，它所涵盖的辐射网络缓缓壮大，这些事情也就传入高殷的耳目中，类似强行征收或代役的手段也会传输回中央的保安寺。
在一定程度下，刘桃枝可以自决，但更多的时候他都会上报给高殷，接着由高殷派出大使搜罗证据——有时候不需要证据——尽可能将这些会摧毁帝国根基的事情给妥善处理，这些人不乏高氏宗亲中的年轻子弟，还有高殷寄予厚望的慕容三藏等人，某种意义上，他们算是高殷的分身，替高殷代行微服私访之事。
农民代国家种田，恶吏逼百姓代役，不良人代朝廷查探，大使又代至尊执法，全国上下各处的代理人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一番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在某种意义上，高殷做的事情和汉文帝一样，进行的是真正的以齐代魏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