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们打扫着战场，这似乎比打仗还要麻烦一些，要清理尸体，收集战利品，之后还要处理大批俘虏和死尸，以免日后遭瘟疫之灾。
不过这毕竟是幸福的烦恼，至少不用再死自己人。
此次战役原本就是伏击，加上调度得法，奚人根本没预料到齐军主力会出现在这里，刚接触便阵脚大乱；而即便没有这些条件，以百保鲜卑的战斗力，也足以将他们正面击破。
说到底，还是高殷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的缘故。
效忠有两种，一种倾向于效忠个人，一种倾向于效忠身份。
对前者而言，无论高殷是太子、皇帝还是庶人，都能够得到他们力所能及的忠诚，不因高殷的地位改变而转移，这种人十分稀少，被掩盖在人群中，非得是落难时才容易分辨；于后者来说，他们效忠的是那个帝位，无论坐在上面的是高殷、高演还是高湛，对他们的忠诚都没有太大影响。
高洋所建立的百保鲜卑便属于前者，对高洋的效忠远高于齐帝这个身份，在遭遇政变时，娥永乐等人主动提醒高殷动兵做最后一搏，可惜功败垂成。
虽然是最锋利的刀子，但高演必然是极其忌惮百保鲜卑的，留着他们，以后没准能做出重新拥立高殷的大事来，因此在二月的政变当日，娥永乐就被带下去杀害了，其他百保鲜卑也各自清洗了不少，在不对高演构成威胁的同时，也让这支部队在战场之外损失惨重。
强大的齐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丧失掉一拨拨的忠臣，最后导致君臣失和，互视仇睢，最终被弱周得到了机会。
如今高殷得胜，最大的好处就是扫除了一批对皇权有威胁的歹臣，于政治上守住了齐国皇权的政治底线，没有出现宗臣发动政变可以为帝这种事件，于军事上，则是完整地保存了整支百保鲜卑的建制，使得这支精锐没有在政治斗争的倾轧下无谓牺牲。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后人诚不欺我。
正因如此，高殷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其实比高演所要强大得多，历史上的高演刚继位不到三个月，就率兵抵抗库莫奚，然而他此前不是战将出身，没有威望和功勋，军事才能也要打个问号，更不敢说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军队——高演借助晋阳兵马的力量成为皇帝，但成为皇帝后他就会开始忌惮晋阳之力，同时也受制于晋阳，更不愿意让他们立下更多功勋，这就是齐国皇权恶性循环的开始。
因此高演选择了稳妥的战法，依托长城，将库莫奚人打退就心满意足。
这或许是稳健的法门，但对国事而言，唯一正确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若是洋子本人，大概会率领信赖的亲兵，亲自迎战库莫奚，将他们杀得抱头鼠窜才班师还朝，这是帝王的自信，也是皇将的责任，若君主一马当先，冲锋在前，那落后的将领无论如何都有失职乃至叛国之罪：高洋十分擅长利用帝王的身份制造道德束缚，绑架臣子们同进退。
实际上，君主原本就该是这样的，敢做天下人，便要敢为天下先。
从战后来看，这两场胜利似乎都是高殷白捡而来，打得轻轻松松，似乎只是及时赶到了战场，然后立刻开战；
然而这就够了，军事一道，九成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行军抵达目的地，让军队接近完满的状态与敌军作战，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将领。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时的高殷对自己的胆勇还是非常得意的，若是历史上的那个真高殷，即便摆平了高演的政变，遇到库莫奚入寇这种事，只怕会躲在邺城中，不会亲率精兵在寒冷的冬月亲自至边关迎敌吧。
自己则没有太过依赖臣下的庇护，尽可能地让自己去迎合、赶上这些久经沙场的宿将，让自己更理解他们，也更加同频。
君臣一心，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孙武写在《谋攻篇》里的兵法。
“冷口关与此松山之战，二败库莫奚，尽俘其众，至尊的威名必响彻这辽东！”
娥永乐说着，他是发自内心的夸赞高殷，却不善言辞，结果说出了心里话：这战也不过在辽东逞能而已。
毕竟打的也只是几个部落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