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迁都长安、官制厘定以来，三公召集群臣开会议政的权力非但未曾削弱，反而在刘辩的有意强化下，成为与御前会议并驾齐驱的最高决策层级。
这不是天子分权，而是天子集权的另一种形态。
既要三公担责，便须予三公制权。三公若无独立议政之权、无汇聚众议之力，便只是承旨办事的吏员，而非佐理阴阳、典领百僚的台辅。
届时中枢运转必滞，朝堂进退必乱，所有矛盾终将汇集于御座之前，累死天子，亦难根治。
是以，三公会议的职能被清晰界定并正式提升：凡属邦国大政、制度损益、礼乐征伐，三公可先行召集相关臣僚闭门详议，穷究利害，凝聚共识。
所成之议，具文呈报御前；若无重大违碍，天子往往准行，继而付常朝朝会通报、表决、颁布。
于是朝政流程日渐分明：事起，则三公会议详议之；议定，则御前会议审决之；决下，则常朝朝会通报之。
三公会议权重而密，御前会议威重而断，常朝朝会广而宣之。三道关防，层层嵌套，既集思广益，又确保皇权不失最终裁断之柄。
常朝朝会之职能遂与往昔大异，它不再是群臣激辩、天子折冲的角力场，那样的争论早在三公会议和御前会议上便已交锋完毕。
常朝朝会如今更像一架精密运转的公告机器：各部曹汇报旬月政务，尚书郎宣读已定之决议草案，群臣依例附议或质询，若天子无异议，则当堂签署、付外施行。
天子保留着那一票否决的权力，极少出鞘，却令每一次常朝都保持着应有的敬畏。
可是现在宗庙祭祀人选连一个决议都没有形成，自然无法上升到常朝朝会上通过。
而在三公召开的高层会议上，这件事也是讨论的重点。
司空府，议事堂，争论已持续整整两个时辰。
自《汉书》审核、宗庙议题正式摆上台面以来，朝野议论已逾半月，今日三公召集高层会议，专议七庙配享名录。
然而越是核心，分歧越难弥合。
太常卿已换了三套方案，第一套功业定论被宗正驳得体无完肤——若纯以功业论，孝武当入、孝宣当入、光武当入、明章二帝当入，名额根本不够分。
第二套亲疏远近更遭群嘲，若依世次推恩，则前汉诸帝除高祖外几无立足之地，与迁都长安、统合汉室的国策背道而驰。
第三套两京分祀尚未说完便被大家冷声打断：“那是分汉，不是合汉，此议不必再提。”
“够了。”贾诩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沙哑，满堂骤然静默。
所有人都转过头，看向那个从会议开始便一直沉默枯坐、仿佛事不关己的老人。
整整两个时辰，他没有参与任何争论，没有对任何方案表态，只是静静地听着，像一座风化千年的石像。
此刻他开口，石像便活了。
“汉虽旧邦，其命维新。”贾诩起手便是当今天子登基二十一年来，最核心、最不可动摇的命题，此刻贾诩将它放在宗庙议题的正中央。
“周公制礼，是开创。彼时天下初定，百工未兴，礼乐未备，制度未成。周公以一己之智，为华夏画出了第一道轮廓。那是拓荒者的自信——不知边界何在，故相信自己能抵达任何远方。”
“但我大汉，不是周。”
“周行封建，裂土而治；汉行郡县，垂拱而御。这是制度之异，非优劣之别，是时势之变。”
“周以礼乐化民，以宗法系族；汉以儒理立教，以律令治世。这是文化之异，非高下之分，是演进之阶。”
“周之礼，是问路人的手杖；汉之理，是行路者的足迹。”
他的声音忽然拔高，如暮鼓沉沉击响：
“我朝，当有理论自信。”
“周有周礼，汉有汉理。《理学》一书，非陛下私言，乃我大汉承四百载基业、综万民智慧、应时代之问而给出的答案。以理格物，以理治心，以理驭势——这就是大汉的理论。它不是周礼的附庸，不是经学的注脚，它是独立的、完整的、足以与周礼并肩而立，甚至取而代之的新道统。”
“我朝，当有制度自信。”
“周室封建，汉室郡县。郡县非周制，却是汉制；非圣人所创，却为万世法。我朝改官制、重实效、设专曹、立程规，以制度代人事，以流程限权力。这不是离经叛道，这是四百年来制度演进的必然归宿。”
“周人的答案，不是汉人的答案；汉人的答案，也不必是子孙唯一的答案，但至少此刻，它是我们走过千山万水后，找到的最好的路。”
“我朝，当有文化自信。”
这句话落下时，满堂寂静如死。
“周是文化之源头。那是开天辟地的时代，先民从蒙昧中抬头，第一次看见文明的火光。我们尊周、敬周、读周礼、法周公——因为那是我们的来处。”
“但大汉，是文化之终点。”
“不是时间的终点，是方向的终点。”
“周人不知前路何方，故每一步都是开创；汉人已行至此处，回望来路，眺望前程，终于可以说出这句话：我们找到了最好的路。”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条路至我朝陛下，集四百年之大成，以《理学》铸其魂，以郡县固其骨，以律令通其脉，大汉已不再是试错者。”
他顿了顿，声音沉如金石：“我们是那个写下标准答案的人。”
不是如何适配周礼，是大汉何须适配周礼。
周公制礼，是千年前的答案；大汉立理，是此刻的答案。
答案与答案之间，不是父子，不是师徒，不是正朔与变通——是两座并峙的山峰。
周已尽其命，汉当有其新。
“庙号源于商。七庙源于周。汉室承周室之统，此血脉渊源，不可不尊。”他顿了顿，“然汉室非周室，汉室七庙亦非周室七庙。”
他抬起手，枯瘦的食指在虚空中轻轻一点，仿佛在礼法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道细不可察的裂隙。
“周室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亲尽则祧，礼也。然周室八百年，享国之久，过于我汉。其亲尽迭毁之制，非为短祚，乃为长久。我汉四百年，二十四帝，若尽依周礼，则世祖以下，明、章、和、安、顺、桓、陛下之父孝悼皇帝，亦在其中，皆当依世次迁祧。”
“然则，”贾诩话锋一转，“势异则理随。周室封建，天子与诸侯共治，宗庙之制重亲疏；汉室郡县，天子独尊，宗庙之制重功德，此势之变也。”
“周室亲尽则祧，因其诸侯各奉其祖，天子不私其亲；汉室若亲尽则祧，则世祖以上诸帝，除一二有殊勋者，皆不得永享太牢。而此诸帝，恰恰是奠定今日汉室疆域、制度、民心之先君。若尽迁于祧庙，冷烟寒食，后世子孙，于心何安？”
他顿了顿，又说：“此理之衡也。”
堂内鸦雀无声。
贾诩方才那番话，听似平淡，实则已将争论的根基彻底掀翻，他既不站在纯依周礼派，也不站在后汉尽入派。
他指出了更根本的问题：周礼不是唯一的礼，时势变了，制度就应该变。
太常卿忍不住问：“司空之意，是……另立新制？”
贾诩没有直接回答，他垂下眼帘，沉默良久，仿佛在等待这句话在每个人心中发酵。然后他抬起手，四根枯瘦的手指依次按下，像在清点一件件需要交割的旧物。
“理势相因。”第一指。
“杨弃并用。”第二指。
“此为汉室宗庙。”第三指。
“我大汉以孝治天下。”第四指。
满堂寂然。
良久，尚书令轻声问：“请司空明示。”
贾诩看了他一眼，他没有再绕圈子，而是将那个已在他心中盘旋许久的答案，不疾不徐地铺陈开来：
“其一，二十四先帝，尽皆供奉。太室正殿不足以容，可仿古礼同堂异室之制扩而大之。诸帝依次左右分局，昭穆有序，尊卑有别。四时祭享，太牢如仪。此乃孝道，子孙祭祖，岂容阙漏？”
“其二，庙号之授，极严极慎。非有大功大德于社稷，不得滥予，此乃公义，功德不著，纵是天子，亦不当百世不祧。”
“其三，主祭之位，依时而定。天子在祚，则奉其生父于正殿主祭之列；天子崩，则新君奉其父，旧君之父依亲尽之序迁于祧室，仍享岁时，但退居配位。此乃礼宜——亲亲尊尊，各有其时。”
“如此，世祖以下十一帝，皆得永奉太室；而明、章、和、安、顺诸君，功过自有史评，然庙号之予夺，另当别论。祭祀是一事，百世不祧是另一事。今人争庙号，非为祭祀，乃为不祧。既如此，何不将二者剥离？”
过去争论之所以激烈，是因为所有人都默认一个前提：只有获得庙号的先帝，才能不被迁祧；而没有被迁祧资格的先帝，在祭祀待遇上似乎就低人一等。
而贾诩的方案，是将二者彻底分开。
祭祀是祭祀，人人有份。
二十四帝，无论功过，皆在太室，四时冷猪头热猪头，一视同仁。这是孝道，这是体面，这是四百年大汉一脉相承的血缘认同。
庙号是庙号，百世不祧，只有真正开疆拓土、定鼎安邦、功盖寰宇者，方得此殊荣。这是公论，这是旌表，这是帝国对何为圣君的最高定义。
二者并行不悖。
至于今上欲奉其父于主祭之列？
这是人子之孝，与庙号无关，与七庙名额无关。
陛下在世一日，孝悼皇帝便在主祭；陛下千秋之后，新君自有新君之父，这是人情之常，礼法当容。
“太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肃宗——此七帝，谁曰不可？”他顿了顿。
“若再加孝景、孝和，十庙亦不为多。”
堂内有几人下意识点头，这确实是礼官们争论多日、勉强能达成共识的长名单。
前汉四祖，后汉三宗，共七庙，正合古制；若再宽限些，前汉孝景、后汉孝和亦可入列，但那已是上限中的上限。
然而贾诩下一句话，却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所有人刚刚燃起的希望上：“然庙号之贵，贵在精，不在多。”
“庙号，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得行。”
堂内有人微微变色，他们忽然意识到，司空方才列举那六七帝、十帝，并非在开名单，而是在划红线——你们争来争去，无非是这些名字；但这些名字里，真正够得上大功大德四个字的，有几个？
贾诩没有给他们更多时间思量。他伸出第一根手指，枯瘦，却如铁铸。
“高祖皇帝。”
“起布衣，提三尺剑，诛暴秦，灭强楚，定四海，垂一统。汉室四百年基业，自高祖始。”
“有大功大德于社稷。”
他的目光扫过堂内：“此为主祭，可有异议？”
无人应声。
这是废话，若连高祖都不能主祭，这太庙也不必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