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赤裸裸的阳谋兼威慑，要么乖乖入彀，接受朝廷的征召与潜在的改造；要么，就准备面对朝廷以此为借口，对其地方势力进行彻底清剿。
太尉刘表深知其中利害，肃然躬身：“臣领旨。即刻拟旨，选派干员，前往各处宣诏并……敦促。”
处理完道门的人才征召，刘辩并未结束会议，他提出了另一项意义或许更为深远、关乎帝国历史叙事的重大决定。
“还有一事，”刘辩的目光变得有些悠远，仿佛穿透了宫殿的墙壁，回溯着漫长的时光，“先帝在世时，曾有意于东观重修国史，以总结得失。可惜，因种种缘由，此事迁延未竟。当年奉命修史的诸位大儒，如今也凋零殆尽，纵有存世者，也年迈力衰，难以再担此重任。”
他顿了顿，将话题拉回现实与责任：“然而，这项事业不能就此中断。况且，朝廷如今已迁都长安，定鼎新基。对于自光武中兴以来，这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治乱兴衰，朝廷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清晰的总结。必须在许多亲历者尚在人世、记忆与史料尚未完全湮灭的时候，就将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与评价定下来。”
他的语气加重，强调着定下来这三个字：“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后世之人，仅凭臆测、传闻或各执一词的零碎记录，去拼凑甚至扭曲那段决定了大汉命运的岁月。这不仅是记录，更是朝廷对于过去一百多年的盖棺定论！”
刘辩的目光扫过三位辅政重臣，话语中充满了历史的重量与政治的决断：“我们要通过这部新的国史，明确地告诉天下，告诉后人：在这一百多年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些人堪称社稷栋梁，哪些人实为国贼禄蠹；哪些政策利在千秋，哪些举措遗祸深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让后世清晰地看到，大汉从这一百多年的坎坷与辉煌中，究竟学到了什么教训，又该坚守哪些原则！”这不仅仅是一部史书的编纂，更是一次主动的、官方的历史记忆重塑和意识形态再定位。
它意味着要重新评价桓、悼以来的诸多人物事件，重新界定忠奸、功过的标准，其影响力将绵延数代。
这不仅仅是一次总结，更是对自光武皇帝以至先帝刘宏这大汉第十二世的彻底告别与最终定评。
前汉传十二世而终，后汉至刘宏也正好是第十二世，如今朝廷迁都回长安，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轮回的结束与新的开始。
在如今的大汉，无论是未来的宗庙祭祀，还是帝统传承的叙事，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权威的历史定论作为基石。
随即，他下达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具体指令：“东观过去数十年间搜集的档案、奏疏、实录等原始资料，自然可以审慎参考、使用。但是……”他语气斩钉截铁，“东观那些前辈已经撰写好的史稿、列传、评述，一概不许直接采用，必须推倒重来！”
三公心中凛然。他们完全明白了天子的决心。
“修史之要，首在史观。”刘辩点出了核心，“很显然，朕与朝廷今日秉持的史观，与前人，尤其是与那些深受名教桎梏的旧史官，大不相同。特别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比如如何看待外戚与宦官之争，如何评价党锢清流，如何界定忠君与沽名……”
他毫不避讳地提到了名教，尽管在他的打压下，极端名教思想已式微，但百余年的影响岂能一朝尽除？
其惯性仍在部分士大夫心中残留，刘辩决意要借这次修史，对名教流弊进行彻底的、官方的批判与清算，决不能让其死灰复燃，继续毒害后世。
“批判的入手处，”刘辩明确指示，“便是从陈蕃、李膺等所谓三君、八俊开始。要依据切实的史料与客观的后果，清晰地告诉世人：这些人虽然个人或有清名，但其拘泥于虚名、激化矛盾、空谈误国、乃至某种程度上不顾大局、挑战秩序的行为，究竟给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动荡与损害！要打破过去那种一味褒扬、视其为完美道德楷模的神话，树立起新的、以国家兴衰和实际功过为核心的评判标准！”
自刘辩登基以来，通过各种政策、舆论引导乃至官方编修的典籍注释，不断贬抑陈蕃等人空谈误国、激化矛盾的行径，试图扭转士林风气。
经过十数年努力，踩陈蕃几乎成为政治正确的一部分，许多朝臣也习惯了这套叙事。
然而，时间总会让人松懈，记忆也会模糊。
新一代官员成长起来，对党锢之祸的惨烈与名教的危害缺乏切身感受；一些老臣或许心中仍存有对昔日清流名士的些许同情或不同看法。
刘辩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思潮上的潜在回潮，他决意借这次重修国史的机会，再次加强这个批判过程，不仅要盖棺，更要钉死，用最权威的史笔，将陈蕃等人的政治路线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此警示当代与后世，不可再重蹈那种只重虚名、不顾实利、空谈误国甚至挑战根本秩序的邪道。
刘表显得略微有些尴尬，甚至有些不自在。
原因无他，当年震动天下的名教领袖群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中，虽然三君（陈蕃、窦武、刘淑）和八俊（李膺为首）这些核心领袖里没有他刘表的名字，但在次一级的八厨（指能以财救人者）里，却赫然列着刘表二字！
这段历史，是刘表政治生涯中一个无法完全抹去的印记。
尽管他后来审时度势，尤其在刘辩掌权后，积极靠拢，凭借才能与忠诚（逐步攀升至三公之首的太尉高位，堪称改新革面的典范。
但在天子意图彻底清算名教流毒、将其主要成员定性为历史负面典型的当下，他这个曾经名列八厨的经历，就变得格外敏感和刺眼。
这就像一份早已归档却无法销毁的旧案底，平时无人提及倒也罢了，如今主官亲自翻旧账、要彻查定案，他这个现今的高官，难免有种被无形目光审视的不安与尴尬。
仿佛在提醒他，无论今日地位多高，在那场即将被官方史笔严厉批判的历史风波中，他也曾是以财力支持过那些空谈误国之人的一份子。
刘辩将刘表的细微反应尽收眼底，心中了然，却并未点破，也没有因此改变既定的批判方向。
对他而言，刘表过去的这段经历，反而更能说明名教影响之广、流毒之深，连刘表这样后来成为栋梁的人物都曾卷入，更凸显了彻底清算、以正史观的必要。
他需要的是刘表现在和未来的忠诚与能力，至于其过去那点不算核心的污迹，反而是劝导大家离开名教的有力证明：就连太尉这样的能臣都曾受名教的欺骗，更别说普通士人了，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不要牵扯进那些事件之中。
“此事关乎国本，千头万绪，非专才不能领。”刘辩的声音恢复了决策者的平静与权威，“便由司徒府牵头负责，召集精通史学、明辨是非、深知朝廷新政精神的饱学之士，组建修史班子。所需人员、经费、权限，皆由司徒府统筹，直接向朕禀报。朕，也会时时关注，亲自过问修史纲目与关键篇章。”
将任务交给司徒裴茂，既是对裴茂及其所属官僚体系的信任，也确保了这项盖棺定论的工程，能在相对超脱、且完全领会并贯彻天子意图的框架下进行。
刘表闻言，心中暗自松了口气，同时也更添几分凛然。
天子此举，既是公事公办，也未尝不是对他的一种体面回避与无声提醒——过去的事，朝廷可以不计较你现在的立场和功劳，但你也需明白其中分寸，在新的历史叙事确立过程中，保持沉默与配合才是明智之举。
他立刻收敛了所有不自在的神色，恢复太尉应有的沉稳姿态，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尴尬从未发生。
而司徒裴茂，则深感责任重大，肃然起身领命：“臣，遵旨。必当慎选贤才，秉承圣意，恪尽职守，务求修成一部经世致用、明辨是非、可垂范后世之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