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决定用丝绸当货币价值锚定物的时候，益州的重要性也就再次提升许多。
益州现在不仅是一个铜主产区，还是大汉的丝绸制造中心，尤其是成都，成都还有一个称号叫做锦官城，这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天府之国不是白叫的，这片地方的地理条件太过优越，也就造就了益州在许多领域的独特地位。
只是由于道路的阻塞，也让益州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如果现在还是几百年前的益州道路，那益州的发展甚至会更加辉煌，甚至朝廷也不会选择迁都洛阳。
洛阳的优势与劣势都很清楚，优势就是借助漕运而形成的漕运中心，所有物资的转运都能简单许多，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财政支出。
而洛阳的劣势也很明了，那就是困守洛阳盆地，本身的发展前景就已经定死，也没有任何可以引为腹心的地方。
而长安就不同了，长安除了关中平原，还有汾河平原，两块平原通过河水连接在一起，足够提供长安一片基业之地。
甚至长安还可以通过河西走廊向西域扩展，但是洛阳就没有这样的基础。
当然了，过去的锦官城可能没有没有这么强的实力，不仅是由于道路的阻塞，更是因为锦官城无法产出足够的丝绸作为价值锚定，织机的极限摆在那里。
只不过随着前两年织机技术的革新，现在的丝绸产量已经提升到之前五六倍的程度，之后甚至还能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丝绸的产量会不断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丝绸制品投入市场。
只有有了必备的条件，刘辩才能在在这个时代玩出新花样。
货币不是说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货币的出现是为了方便资源的交换，是一般等价物。如果这个等价物无法发挥等价作用，别人觉得你的钱不值钱，那货币的价值自然就会贬值。
“陛下，这新钱跟旧钱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贾诩思考了一会儿。问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直指刘辩这个政策的核心。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搞一个新钱，那总得跟旧钱有所区分。
若是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或者说区别很小，那百姓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新钱？
不管是任何方面，学习新东西都是有成本的！
而付出成本就意味着有风险，可能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却发现自己大亏特亏，甚至连家人的生计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这真真切切的关系着一家老小的生活，没有几个人敢在这个问题上去赌。
生活本就万分不易，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没有固定资产的流民，没必要给自己的人生增加难度。
而如果百姓不接受，那这个政策也就彻底失败，刘辩花费了好大的人力物力才推动的政策也就打了水漂。
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那就必须得让新钱与旧钱有很大的不同，让百姓能够接受新钱的流通，让百姓意识到这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不同之处在于新钱有朝廷信用在里面，这里面的钱不只是铜的价值，还在于朝廷的预期管理。”刘辩用一个尽量简短的话语跟贾诩说道？
过去铜钱的锚定物就是铜，里面有多少铜就值多少钱，跟朝廷的信用没有半点关系，就算是改朝换代，也不影响铜钱的使用。
比如说即便已经过去几百年，孝武皇帝当时铸的钱依然在民间有大量的流通，也没有人会觉得这里面的钱不是钱。甚至就算是大汉灭亡，后续的朝代粉墨登场，孝武皇帝那时所铸之钱也还在民间流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再比如说私人铸币这件事，只要铜钱成色好，在民间的购买力也跟朝廷铸的钱相差无几，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假钱，甚至朝廷也会收这种铜钱。
因为这两者的铜含量更高，没有在铜的占比上偷工减料，货币的价值便是铜的价值，只要有铜那也就是意味着值钱，自然可以促进铜币在民间的流通。
但是现在的新钱就不只是单纯的铜含量所产生的价值，新钱的价值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朝廷的信用，朝廷究竟能不能每年稳定提供那么多丝绸？朝廷能不能控制住新钱与丝绸之间的锚定比例？朝廷能不能将这个政策持之以恒的推行下去？
这个新钱究竟能不能作为真正的钱来使用？
还是说就是天子割韭菜的手段罢了？
天子割韭菜最出名的例子也是孝武皇帝的创造，直接在史书上留名的割韭菜手段——白鹿币，一枚白鹿币价值四十万钱，也与刘辩现在的锚定关系差不多，只不过白鹿币锚定的是祭祀产品。
刘辩当然也是在割韭菜，毕竟一样物品只要掺杂上信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想都不用想，就是有人在利用名声割韭菜。
只不过这个割韭菜的对象跟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毕竟能够用得起丝绸制品的人还真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百姓。
普通人就是再羡慕别人身上穿着的丝绸，也不可能拿出将近一年的家庭年收入去买一件平日里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陛下，这种事情一旦形成定制，将来可能会成为祸患。”贾诩想了想，决定还是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
新钱可能在刘辩的时代里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刘辩也能够控制住这件事，但是谁能保证后来者都能想的这么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