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马并不在罗马。
真正的罗马——那座七丘之城——在黑潮第一年的冬天就已经失守。提伯河暴涨，地下墓穴坍塌，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连续七天的黑雨腐蚀下剥落成灰。
新罗马建在更北的地方。
它坐落在黑潮到来之前的意大利北部，原本属于特伦蒂诺-上阿迪杰一带，靠近布伦纳山口。那是连接意大利与奥地利的天然咽喉，是阿尔卑斯山脉少数几条能让重型铁路通行的通道之一。黑潮初期，南部沿海全面沦陷，北方工业区成为教廷与残余军队的最后屏障。梵蒂冈的高层带着圣库与档案北撤，联合部分德奥军工财团，在山谷盆地里筑起高墙，接管了原有的水电站与铁路枢纽。
他们称它为“新罗马”。
这个名字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宣告继承。
三年前，世界不是一夜之间塌掉的。
一开始是混乱。
气象异常、海平面反常上升、局部物种变异，新闻频道二十四小时滚动播报专家解释。人们还在争论是气候变化，未知病毒，还是某种军事试验事故。股票市场先是震荡，然后暴跌。超市开始限购。欧盟开了三次紧急峰会。
随后是崩溃。
威尼斯沉没之后，海里爬出来的“东西”在直播镜头前撕碎了港口巡逻队。那一刻，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了接下来要面临的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但即便如此，现代社会也没有立刻消失。
伴随着供应链断裂。港口关闭。天然气和石油运输中断。电网在连续几次电磁异常中烧毁。芯片工厂因为“微观粒子噪声”问题停摆——工程师们说不清楚为什么，纳米级线路在几小时内老化，烧毁，像是被无形的辐射侵蚀。当精密电子设备开始成批报废时，现代文明的神经系统就被切断了。
手机信号不再稳定，卫星失联，飞机导航系统失效。自动驾驶成了笑话。金融系统瘫痪。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变成一串无法兑现的字符。
随后是……习惯。
人们开始习惯黑雨，习惯戴防毒面具出门，习惯把邻居当作潜在感染源。教会接管了水源分配和粮食配给，因为他们拥有地下储备和组织网络。军队改组为教廷武装，工业被纳入“圣战动员”。
人类没有变成怪物。
但他们必须要重新定义道德。
当一个城市的取暖燃料只够维持三分之二的人活过冬天时，“人道主义”就必须被重新定义。焚化炉不再只是处理尸体的设备，而是同样能提供热量的设备——由于教会们对所谓圣遗骸能量的再次挖掘，人的尸体贵重了起来，变成了和珍贵的煤炭与石油并列的资源。
老米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的。
他原本是慕尼黑一家垃圾处理厂的夜班主管，负责医疗废物焚烧。黑潮之后，医疗废物和人类尸体的区别逐渐模糊。他只是把旧工作换了个标签。
而乔纳斯——
乔纳斯的父亲在柏林失踪，母亲在黑雨中肺部感染去世。他原本在学机械设计。后来，他学会了怎么从尸体上拆下还能用的金牙和钛合金关节。
这是面对新时代不得不进行的适应和改变。
雨还在下，那是一种黏稠的，带着酸味的黑雨，打在乔纳斯的橡胶雨披上发出沉闷的噼啪声。街道两旁原本宏伟的巴洛克建筑如今大多只剩下焦黑的骨架，窗户像是一双双被挖去了眼珠的黑洞，注视着这群在泥泞中挣扎的幸存者。
血腥玛丽酒馆在第七侧线附近。
它原本是一家铁路工人的啤酒屋。现在门口挂着半截生锈的圣像，玻璃窗用木板封住，只留下一道窄缝。门口的告示牌上用粉笔写着：
——只收实体货币与配给券
——拒绝感染者
当老米勒和乔纳斯来到酒馆旁边的时候，刚好看到了一队鞭笞者走了过去，老米勒立刻拉住了乔纳斯，站到了一边，恭敬的低下了头。
那是一群身穿麻布长袍、背上背着蒸汽动力刑具的苦修者，他们一边行走，一边用带刺的铁链抽打自己的脊背，高声吟唱着赎罪的经文。鲜血从他们的背上流下，混合着地上的黑水，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铁锈味。
三年前，这些人可能还是米兰的时尚设计师，都灵的工程师，或者是热那亚的银行家。
但他们现在都变成了主的战士。
等到他们经过了很远，老米勒才敢推门进入酒馆，门上的铃铛发出一声沙哑的响动。
酒馆里很暖。
倒不是酒馆老板多么富裕，而是因为这里的炉子什么玩意都敢烧。炉膛里混着劣质煤，废弃橡胶，甚至不知名的油脂。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味，酒精味和汗味。
三教九流挤在一起。
角落里坐着两个猎魔人公会的承包人，穿着油渍斑斑的重型防护服，头盔放在桌上，露出两张带着缝线疤痕的脸。他们低声讨论着某条铁路线上出现的空间错层，教会的报价按公里算，不算丰厚，但抚恤给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