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留学生现在就很躁动。
他们在留学生中占比很大，在1965年之前，每年他们都要往华夏派遣三千多人留学，1964年越南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这边免费供给宿舍、免收学费、免费医疗，越南自行负担越南留学生个人的学习生活费。
1965年，根据指示，来华所有越南留学生的生活费用均按越方原定标准统一由这边负担，不再采用过去“越方负担，我方垫付”的方式。
同时，当年来华的越南留学生服装费用（包括服装和被褥费）也由这边负担，每个学生的服装费用不超过400元。
一直到1979年这个政策才出现变化。
在这期间，国内一直对他们保持高规格的待遇，服装费用都有四百元，在1965年那会儿，一个首都华夏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才三十到四十的样子，他们的服装费就是将近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了。
这金额就算是放到现在的1978年，依旧属于是高支出。
就算是方言家里，一年一个人的服装费用，也没有四百这么高。
然而，部分留学生将这种善意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将这种援助曲解为“上供”。
这种心态背后存在文化认知差异：
对某些群体或国家而言，若缺乏必要的警示与原则边界，善意极易被当作软弱，从而滋生蹬鼻子上脸的傲慢。
……
方言走进教室，发现同学们正围着留学生的话题议论纷纷。
细听之下，原来事情的起因是“大金”被欺负，班里的反应格外强烈。
毕竟涉及自己人吃亏，大伙儿的情绪都有些激动。
最初，大家的不满还只集中在阮文雄等四人身上，可自从威胁事件发生后，这份反感便迅速蔓延，演变成了对全体越南留学生的集体抵触。
“方哥来了！”宋建中一眼瞥见方言走进教室，立刻大声招呼道。
班里其他同学也纷纷扭头跟他打招呼，话题很快从留学生事件，转到了今天侨商治病的经历上。
原来，中午去燕京饭店的六个同学一回到学校就听说了校内的风波，还没来得及分享此行见闻。
这会儿方言到场，大家总算想起要追问他们中午的经历。
六个同学早就憋得够呛，立刻七嘴八舌地讲起在燕京饭店吃饭的事儿。
在这个年代，能去那儿吃顿饭确实是件稀罕事。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露出羡慕神色。
之前跟着方言的几个同学虽没去过燕京饭店，但早已不止一次吃过饭店送到医院的外卖，此刻听着同伴的讲述，竟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淡定模样，仿佛在说“这都是小场面，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实际上，他们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好奇：燕京饭店的堂食服务究竟是什么样的？
就在同学们围着那六个同伴追问细节时，方言把杨景翔叫到一旁，开口问道：“好久没听你提林胜勇的情况了，他现在怎么样了？”
“没啥事儿，该上班上班，我听我爸说，他现在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杨景翔答道。
方言追问道：
“戚勇的事儿，解决了？”
杨景翔闻言面露惊讶：
“他没跟您说吗？”
方言一脸困惑：
“没有啊，说什么？”
杨景翔解释道：
“上次戚勇在林医生家门口闹了好几天，事情传开后，他就不在原来的岗位了，调去其他医院了……好像还是他自己主动申请调岗的。我还以为林医生已经跟您说了呢！”
方言摇摇头：
“他只说把事儿交给他，让我不用操心，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妥了……”他有些意外，原以为林胜勇会对戚勇“赶尽杀绝”，毕竟涉及夺妻之恨，没想到竟留了余地。
“对了，戚勇和他老婆现在怎么样了？”方言突然好奇地问。
杨景翔一愣：
“这个……我回头帮您打听下？”
方言摆摆手：“算了，没必要，我也就随口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