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雱既是来辞行，也是来汇报的。
马政大案官家高度重视，太阁五辅臣极力支持，政事堂和枢密院极少掣肘，查案还算顺利。
马政即国运，这是一个定都北方的政权必须时刻牢记的。
两条腿打六条腿，赢了追不上，输了跑不脱，在缺乏武器代差优势的前提下，无马等于白给。
宋承唐制，太祖武将出身，对军队的战力极为重视。
篡周之后，毕竟也是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雄主，他对国朝的马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官榷，跟草原买；自产，设立马监制度；自研，建立育马机构，改良品种。
三项措施，极大的支持了太祖太宗两朝的战争需求。
太宗两次北伐，消耗掉了威胁政权的牙兵势力，同时也丢掉了大量的战马。
太祖所设立的马监制度，养马二务、四务，不再能满足大宋的军队建设需要。
到了真宗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改革。
以前多头管理，有太仆寺、群牧司、骐骥院三个顶层管理机构。
太仆寺归文官、群牧司归枢密院、骐骥院归皇家。九龙治水，自然旱涝失调，马政越搞越糊涂。
真宗直接拔高了太仆寺的地位，统领所有马政相关机构，上到群牧司，下到各郡县诸坊监。
混乱的局面一度得到改善，真宗朝马政巅峰期，全国战马注册总量超过了二十万。
然而，好景不长。
西夏李继迁彻底与宋决裂，中原跟西域的连接通道被截断了，优良的马种不再易得。
辽国也有马，可是一来两国交易管控严格，买到的公马都是太监马。二来北马品质不行，民间走私交易获得的马种，也都是个体矮小比驴子大不了多少的草原灰马。
到了仁宗时期，除了西北，大宋基本进入了边疆的稳定期。
文臣武将依靠战争晋升的阶段结束，开始把眼光转回国内，寻找在存量利益里分肉吃的机会。
很快，太仆寺被架空，群牧司成了摆设，骐骥院成了养马的畜栏。
五次西夏战争，彻底消耗掉了真宗攒下的底子，仁宗去世之前，大宋官马已经到了缺少马种的程度。
英宗上任，翻看太祖实录，找到了“马政即国运”的祖训，决定振兴马政。
一振兴不要紧，上下一盘账，发现了仁宗后期的二十年，马政上至少被人贪墨了五千万贯资金。
当时一年的国赋才三千万不到四千，平均一年盈余还不到七百。
也就是说，有人利用仁宗的宽厚，在二十年时间里，贪掉了大宋国七年的财政盈余。
面对仁宗留下的烂尾财政，空虚的国库，跑耗子的内库，英宗灵机一动，决定找两个人来追赃。
赵抃和韩琦，这俩人都属倔驴的，而且持身清正。
刚查了几个月，俩人就遭到大量的弹劾，连家里后院小孩子偷看女仆上厕所的谣言都编出来了。
君臣三人一合计，这事儿得悄悄的来，说不定有多少人深陷其中。
表面上，英宗用“濮议之争”掩人耳目，吸引朝堂的注意力。暗地里，赵抃和韩琦安排人手，继续深入调查。
这一查不要紧，查到的真相足以毁掉整个帝国。
英宗身子骨不好，没有信心跟这股势力开战，只能将两位大臣调查的结果封存，先治病再说。
结果英宗天不假年，在这副烂摊子上熬了六年，身体越来越差，带着深深的遗憾，去地下找仁宗和亲爹报委屈去了。
赵顼登台，曹氏执政。
当初调查马政案的赵抃和韩琦分别出京，被调离了核心岗位。
再没人提昔年旧案，直到前些日子赵顼耍脾气翘家，又一次将目光投注在帝国的四条腿儿上。
经过苏轼和王雱明暗两条线的初步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谁查谁死！
上到宗室、外戚、勋贵，中到枢密院相公，下到三大机构里的各级官员，无人不贪、无人不腐。
打仗做不到上下一心，但搂钱这件事上，这群人已经形成了多年的默契。
市马，这块归了各路王爷和外戚、勋贵；养马被文官和小吏们上下瓜分；马种改良项目早已停摆。
除非有胆量得罪所有人，否则这案子查不下去。
现在苏轼查到的内容，都是这帮人舍车保帅丢出来的弃子，算是面子上给皇帝的交代。
真往深了查，别说苏轼，连皇帝也有危险。
既然旁支能继承皇位，太后就能监国秉政，那又何必非坚持要过继的英宗之子才有法统继承权呢。
王雱的建议是，及早收手，最多换个形式，让这帮人多吐出来一点。
比如：劝捐！
让所有参与腐败的人捐马，多少搞出来一点利息，凑足马政启动的种马就可以了。
“这是那帮人让你传的话？”
王雱懒洋洋的，有些意兴阑珊，“我爹给我传的话，有人要推新党重新上台，这是交易条件。”
“不过你放心，我爹不可能答应，好不容易摆脱了那帮乡党，他忙正事儿还嫌精力不够呢！”
真是令人头疼，居然比大清的火龙烧仓还厉害。
李长安也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世界政治经济史上，从罗马到日不落，再到大林子和大美丽国，全世界就没有一个能反腐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