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只是对外宣布要重新调整对皇产的管理办法，成立一个专门的“内务府”，暂定驸马王诜来做第一任总管。
接着，事情就像消退了一样，变成了过去式。
直到半个月之后，苏轼代表开封府进行上表，弹劾诸多勋贵子弟，插手皇产运营，贪占经费，应当降爵罚钱。
消息一出，文臣没什么反应，众多勋贵都乐疯了。
这苏轼是不是傻，这朝廷的银子，不就是留给勋贵们来赚的么？
历朝历代，哪个时候不是如此。
别说运营皇产的如此，修皇陵的、修宫殿的、修城墙的、修河堤的，哪一伙没贪占朝廷的钱？
要不怎么这么好的活儿会给勋贵，这自古以来便是肥差。
别说这些了，就是厢军、禁军、榷货场、市舶司，这些地方就没有勋贵插手么？
从太祖、太宗开始，到真宗、仁宗、英宗，谁查了，那不是跟自家江山过不去。
苏轼还想告我们，有本事你就告吧，看官家理不理你！
赵顼跟两宫的约定就是三年内只观政学习，他当然没办法直接下令了。
所以，决策权转到了太皇太后曹氏，还有太后高氏这里。
俩人虽然现在已经剑拔弩张，可面对朝廷的基本盘，她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
这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都是自己人。
朝廷下旨对涉事人家进行了训斥，并调离原岗位，三年内不得升迁。
苏轼偃旗息鼓，大伙就当捡了个乐。
有人在樊楼喝酒的时候当众说到，这大宋朝啊，就是勋贵跟士大夫们的天下。皇帝就是太小气了，人家帮你治理天下，怎么连点钱都不让人家花花。
就在大家以为事情过去了的时候，苏轼在《财经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不受看管的权力》。
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深刻说理，只是把他当政以来的几项关于贪占银子的案子进行了通报。
一个小小的玉津园，表面是二百人的编制，实际上花着一千三百人的成本。
就是用来祭祀和游玩的一块地方，真宗朝时一年才花费个几百贯修缮费，现在却耗费十几万贯。
农夫劳作，一年耕耘，才能交上来一贯两贯的赋税。
工匠做工，四时不停，手磨破了一年也就赚个吃饱穿暖。
可这些达官贵人们呢，他们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得着高官厚禄，却还要利用各种名目来掏空朝廷府库。
这些民脂民膏不是用来享受的啊，他们是用以保卫疆土的军费，是用来修缮河道的工钱，是用来救灾救荒的善款，是用来创办县学府学的经费。
仁宗朝他们这么干，英宗朝他们也这么干，现在还要继续这么干下去。
朝廷已经欠了几千万的债务，天下的税费已经压榨到了极致，这些人的贪婪还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呢。
作为一个从眉山走出来的耕读之家的孩子，他呼吁，朝廷要设立新的监管部门，重新审核权贵们手中的权力。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咱们大宋朝跟五代有什么区别呢？
文章一出，世人哗然！
多少钱？光一个园子，就糟蹋了十几万贯？
这帮勋贵是吃金屙银么，咱们老百姓的赋税，就是被这么给糟蹋了么？
他奶奶的，打仗卫国你们不去，就躲在家里祸害我们是吧。
一场民众的的愤怒之火，正在被苏轼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