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掀开四轮马车的呢布帘，俄国冬日的晨雾里裹着几张因长期监狱伙食和苦难生活而消瘦的年轻面庞。
谁能想到，前些天第三局还称这帮青年为“自由主义的毒蘑菇”，如今这朵毒蘑菇却坐着马车从莫斯科直驱帝都彼得堡。
马车摇摇晃晃，貂皮斗篷下的玻璃瓶叮当作响。
“先生们，记得把车厢毯子里的伏特加瓶子藏好。”赫尔岑用冻得发红的手指敲了敲车窗：“咱们送的可是产自沃洛格达修道院的禁酒，不能让宪兵当作贡品扣了去。”
马车刚过特维尔哨卡时，赫尔岑突然拽开车窗。
寒风卷进来伏特加蒸馏厂的味道，熏得所有人打了个喷嚏。
赫尔岑望见扛着卡宾枪的骑兵中尉从岗哨里走出来，还不等那家伙走近，他便早已熟门熟路的从衣兜里摸出几张纸钞。
裹着熊皮斗篷的骑兵中尉靴尖踢了踢车厢底板，喉结在毛领间缓缓滚动：“我说……”
还不等他开口，赫尔岑便抢先递出通行证，随口应了声：“中尉，您有东西掉了。”
“我有东西掉了？”骑兵中尉一低头，发现自己脚边的雪堆里赫然躺着两张十卢布的纸票。
刚刚还板着脸的中尉脸上顿时多了一抹真诚的笑容：“我怎么没注意呢，真是诚实的小伙子。罢了，你们先走吧，祝您一路顺风！”
中尉草草扫了一眼证件，将它返还给赫尔岑，旋即板正的敬了个礼，扭头招手示意前方哨卡放行。
“也祝您一路顺风。”赫尔岑笑着冲对方挥手告别，在监牢中蹲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可不是一无所获，除了把那本《意大利文法辞典》倒背如流以外，他学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人情世故的难题了。
其实总得来说，赫尔岑的监禁生涯过得还算顺利。
不论是在莫斯科警察总署期间，还是被关押于克鲁季茨兵营期间，他都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于他与那群负责看管他的宪兵们处的还相当不错。
在军官们跟赫尔岑熟悉以后，他们甚至愿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给这位年轻人一些小小的优待和方便。
有一次他被房间内的炉火熏坏了，整个人都因为煤气中毒晕了过去，还是托一位白发苍苍老宪兵的福才得以被妥善医治。
说是医治，其实就是一些常用的土方子，煤气中毒这种现象在俄国并不罕见，要治好无非就是让病人嗅一些混杂了姜的盐，苏醒之后再喝一杯滚烫的格瓦斯。
虽然不知道这方子的原理究竟何在，但是好在效果不错，老宪兵就靠着传统手段救活了赫尔岑的命，挽救了他差点因为如此滑稽的原因而英年早逝的命运。
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涯甚至令赫尔岑对整个宪兵团体的印象都大有改观，虽然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这一特务机关的厌恶，但他却惊讶的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相当善良的，这些人根本不是奸细，而是误入歧途，走进宪兵营的。
那些负责看守赫尔岑等政治犯的宪兵，大多上了年纪，这是因为城防司令部的谢苗诺夫上校为了表示关心部下，通常会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们站队出操，又派了一个上等兵，一个暗探和骗子，作他们的头头。
而那位帮赫尔岑医好了煤气中毒的这个老宪兵尤其单纯忠厚，老菲利蒙诺夫，人家待他好一点，他就感激涕零，看来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
他参加过1805年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1812年针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
他的胸前挂满奖章，按理说，这样的战斗英雄，而且又远远超过了25年的服役期限，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理应早就能申请返乡了。
赫尔岑曾经问过他不回家的原因，老菲利蒙诺夫却只是眨巴着眼睛回道：“我两次往莫吉廖夫省的老家发了信，可是一直没有回音，想来家中应当是什么人也没啦。有时候，回到家乡就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无家可归，最后仍旧只好到处流浪，所以算了吧，索性就留下吧。”
如果说老菲利蒙诺夫是宪兵团中普通士兵的代表，那赫尔岑认识的中下层宪兵军官则是另一种悲剧的体现。
这群人大多是没受过教育或者教育程度不够的世家子弟，他们既无财产和谋生手段，又找不到其他职业，于是只得参军当了宪兵。他们按照军队的纪律执行任务，但是他们的行为怎么看都不是自觉的。
当然，这里必须排除那些冷的像冰的宪兵副官，因为他们正是靠着恶劣的天性和狡诈的手段才当上了副官的。
有一个与赫尔岑关系不错的下层青年军官曾经偷偷告诉赫尔岑，1831年他接到一项任务，要捉拿一个潜伏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他的罪名是与波兰叛乱政府的密使有联系。
军官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获悉了地主隐藏的地点，率领一队人到了那里，把房子团团围住，带着两名宪兵进屋。
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
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了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军人的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于是青年军官只得问道：“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去往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那个波兰地主，但是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世上真有这种事！”
每每想到这些故事，赫尔岑的心中便涌现出各种各样奇妙的感觉，如果旁人和他聊起第三局、聊起宪兵，他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如果与他聊起老菲利蒙诺夫和那位青年军官，他实在没办法对这些人提起恨意。
这让他忍不住想起了先前读普希金文章时的感受，当他看见普希金谈到苏格兰场对伦敦贫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时候，他简直恨不能对这群穿着制服的暴徒饮其血、啖其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