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论两个国家分属于不同法系，俄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一职业，行使律师职责的是被称为‘起诉代表’的贵族和学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检察官代为提起公诉。
而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起诉代表，这些人从根本上都是吃沙皇的饭的。
因此，基本不用妄想他们会代理奥加辽夫被超期羁押的案子。
如果按照一般视角看，奥加辽夫这回只能是自认倒霉，因为宪兵司令打定了主意要把他变成升官的垫脚石。
但事情巧妙的部分在于，宪兵司令沃尔科夫的副手舒宾斯基上校不久前从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沃尔科夫在写给第三局局长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对舒宾斯基的工作能力大加贬抑，并对他的个人野心大加批评。
最让舒宾斯基不能忍受的是：一旦沃尔科夫离任，他不打算推荐舒宾斯基接任莫斯科宪兵司令，而是建议从第一区空降一位宪兵司令过来。
根据小道消息，这位新任宪兵司令，要么是戈利岑家族的另一位公爵——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利岑公爵，要么就是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穆拉维约夫。
如果宪兵司令是前者，好吧，舒宾斯基没什么可抱怨的。
毕竟谁不知道戈利岑家族的势力，谁不知道在莫斯科，戈利岑这个姓氏甚至比罗曼诺夫还要显赫些。
舒宾斯基还没有狂妄到与戈利岑家族硬碰硬的程度。
但是，穆拉维约夫？
呵！
舒宾斯基最瞧不起的就是穆拉维约夫这种人了。
年轻时参加十二月党人组织的救国同盟，结果在1825年起义当天临时叛变，转而投靠沙皇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后来又积极镇压了波兰起义和诺夫哥罗德军屯区起义。
穆拉维约夫的不少同宗兄弟要么死在了起义当天，要么就是被流放了，而他本人居然还能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我不属于那群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
虽然同是为沙皇陛下效力的，但这并不妨碍舒宾斯基看他不顺眼，兴许自由派落在他眼里都比穆拉维约夫可爱些呢。
这位负责莫斯科大学的宪兵一直认为那群轻信了自由主义的学生大部分只是缺乏阅历导致的呆傻。
而穆拉维约夫这种人呢？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靠着贩卖傻子性命捞钱上位的坏。
要是让穆拉维约夫来当舒宾斯基的上司，他简直能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因此，当亚瑟向舒宾斯基表示，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傻小子赫尔岑正在为好友奥加辽夫四处奔走时，这位自认颇有人情味的宪兵私底下给他们指了一条明路——不管是找宪兵还是警察都没用，你们最好直接从法院入手。
末了，他还不小心的把莫斯科法院副院长的名片给落在了亚瑟的宅子里。
亚瑟将好不容易整理好的高加索情报归档整理好，看看天边的日头，琢磨着赫尔岑也该到了。
果不其然，他刚刚倒了杯茶，楼下便传来了车轮滚动和马蹄敲击鹅卵石的声音。
秘书布莱克威尔推开门通知他，赫尔岑乘坐的马车已经到了。
亚瑟快步下楼，看见赫尔岑正从马车上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那件略显陈旧的长外套，头发因寒风而有些凌乱。赫尔岑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掩饰不住眼中的急切。
他的步伐略显匆忙，甚至连门童的问候都没有回应，径直走向亚瑟。
简单的寒暄后，亚瑟没有耽搁时间，便跟着他上了马车。
莫斯科法院的气氛一如既往地沉闷和严肃，灰色的建筑外墙沾染了冬日积雪融化后留下的污痕。
亚瑟指着那栋灰蒙蒙的建筑，开口道：“副院长的办公室在二楼西侧，我昨天已经给他下过帖子了。”
赫尔岑的心里有些忐忑，这些天他几乎把整个莫斯科都跑遍了，但是却连一个愿意帮忙的俄国人都没有。
唯一愿意对他伸出援手的，便只有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了，而且听说他为了奥加辽夫的案子，还特意请假来了莫斯科，这真是……
赫尔岑叹气道：“您知道副院长大概是什么模样？”
亚瑟回忆着舒宾斯基告诉他的话：“无非就是那样呗，一个面目慈祥的小老头，戴着蓝眼镜，独自坐在那儿看着厚得吓人的卷宗。我那朋友说，这是位俄国司法界少有的正直人物。”
“但愿如此吧。”
莫斯科法院的大厅内，灰白色的大理石地板被来往的步伐踩得微微泛亮。亚瑟和赫尔岑步履匆匆，经过两侧目光冷漠的书记员时，仿佛没听见那若有若无的耳语和脚步回响。两人登上通往二楼的宽阔楼梯，最终在一扇厚重的橡木门前停下。
亚瑟轻轻敲了三下，声音在走廊中显得沉稳有力。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
亚瑟推开门，木门发出低沉的吱呀声，露出了一个装饰简约但不失威严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满了厚重的法律书籍和卷宗，书桌中央堆放着几摞已经翻开的文件。
副院长抬起头，透过镜片观察着两人。他的目光掠过亚瑟，停留在赫尔岑身上稍稍打量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慢慢起身：“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为了奥加辽夫的案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