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无善恶论者，人对于享受仁义，追求更好生活与更公平正义是天然的。这就是道。问题出在对仁义的追求无法满足以及个人仁义之间的冲突。
现实中，仁义的享受可能并不能实现，一方面是仁义的实现有外物的困难，另一方，你的仁可能不一定符合我的仁，人与人之间也会冲突。
“别说这么好听，人人都享受仁义，你觉得现实吗，如果是为了人人享受仁义，王安石为什么成了国贼，其变革沦为官富民贫朝廷的财政紧张也没什么改变？肥了新党蔡京之流罢了”吏部侍郎之前小阁老的跟班赶紧挑拨到。
“前提是前提，目的是目的，手段是手段，结论是结论。不要来混淆这些概念”宋应昌提了提语气。
王安石哲学行事的前提是性无善恶论，这一点在其《三经新义》里写得相当清楚。
心无善恶，善恶为后天所定也。
但王安石做事是割裂的，因为为国敛财其实是实现仁义的条件，实现仁义才是为国敛财的目的。王安石最大的问题是错把手段当目的。
以为只要为国敛财，大宋有了钱，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百姓的仁义也能改善。
实际上是大宋有了钱，这个钱留在户部也好，留在内帑也吧，最后都只会被经手的官员贪墨掉。
试想一下，性无善恶，但追求仁义之心是不变的。这里面主要是追求自身对仁义的享受之心是第一位的。
如果有一大笔银子就在身边，谁能忍得住诱惑呢？
所以王安石变法，寄希望于收上钱来后再行仁义，从人性上就行不通。因为钱在收上来的过程中就已经被贪墨得所剩无几了。等收上来后，掌握钱粮的未必舍得使用。
正确的做法是一边征收钱粮，一边行仁义。使得增收的钱粮与所行仁义所需的耗费相当。
这样，朝廷重臣能够看到收上来的数字，却见不到太多收上来的余钱，自然有动力去监督下属有没有落实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