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老，客气了，有什么是下官能帮上忙的，尽管说，乐意之至。”高翰文一脸笑着回答。
“第一就是配合科举考试改革的教材改革。这科举好几百年了，虽说永乐以后有默认用《四书五经大全》作为教材，但并未言明，只是科举考试时座位判卷的参考罢了。”
“现在要出教材，还要一年内就出。我们照搬《四书五经大全》又不合适，但要自己编写又达不到其底本朱子集注的水平。高藩台在著书立说上经验丰富，有没有什么提点的？我们礼部可是翘首以待了。”
陈以勤说话说得特别客气。大明礼部虽然以往都不是什么重要部门，但在嘉靖朝开始往往是首辅的储备位置，明显未来是首辅在望的。
“阁老不要再客气了，喊下官仕林就行。”
“下官是真的有些建议的，教材不是答案参考。教材是要便于学生理解，特别是要便于学生从无到有的理解。参考答案当然强调德高望重，无可辩驳。”
其实高翰文想说，朱熹的水平也就那样，纯就是名声大于实力。但是自己本身就站在儒学的对立面，自己说朱熹坏话，那不是抹黑朱熹，纯粹抬高朱熹在当今传统儒学内部人心中的地位吗？这种赔本买卖，高翰文不做，因此换了个话术。
高翰文本人是看不上朱熹那套话术的。因为朱熹强调先性后情，主张“性发为情，情根于性“，直接就跟孔孟强调的性由情显，性根于情直接调了个先后顺序。
可别小看性情先后顺序的差别，这直接就将儒学从可验证的实践经验之学，变成了不可验证的神学了。
情在性先，则可以由情入性。什么样的性是受具体的情所激发的。性在情先，则是所有的情都只是性的表征。性是不可琢磨的，只能由心来决定。所以一切问题都是人心人性的问题。一切的验证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有权这个因素，一个心性好的人也可能权衡后去做一件坏事，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良好的心性。比如为了孝去卧冰求鲤，埋儿奉母之类的。只要目的是好的，干点坏事也不是不可接受。
除此之外，朱熹另一个糟糕的点是选择性的训诂。北宋几乎废除了训诂，强调每个人直接体悟孔孟之学，不需要找什么诸子章句做基础。朱熹又捡起了汉朝的训诂之学，但是是选择性地捡起。用训诂之学，选择性地摘抄孔孟言语来论证自己的理学。颇有一种要断章取义，却出自不要断章取义的味道。
当然，朱熹也不是全无优点，其形声训诂的方式，类似于拆字游戏，还是能唬人的。但其根本并没有去系统梳理古今用语用字产生的语义流变，虽然说前人望文生义，但朱熹这个套路不过是高级一点的望文生义。
正因为高级，所以有迷惑性，危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