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登基以来，勋贵就一直被他故意忽视、漠视。
勇卫营没有他们的份，新政也没有他们的份。
清宫之时，甚至还威胁他们不要再行窥探内宫之事。
如此压着他们，正是欲扬先抑之举。
毕竟所有提拔恩宠，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基础逻辑上
——权力的餐桌上，皇帝能给出的利益筹码究竟有多少？
朱由检登基以来的恩宠、笼络、人事调整、平衡，若是抛开名、权、利这个维度，其实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其一，是“损失厌恶型”。
阉党中一些过去身居高位的，如王体乾、田尔耕、薛凤翔等人就属此类。
他所给予的其实不是增量，而是保留你目前的存量权势以及未来的政治生命。
但这种以“失去”为代价的威胁只能用于一时，难于用于一世。
这也是他非杀魏忠贤不可的其中一个原因。
执掌朝政不过三年，就一门三爵，丰城侯李承祚甚至还具疏请为魏忠贤上九锡，封魏王。
他朱由检还能怎么封？还能怎么赏？
真封了、真赏了，天下之风气又要如何扭转？
他的道德高地还站的上去吗？
其二，则是确确实实的提供“增量”。
新政的秘书处、顺天府一系，乃至即将考选的北直隶地方官，都是这个类型。
正因其身份低微，才有他朱家皇帝提拔、赏赐、任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体乾、田尔耕、乃至黄立极、李国普，再过去两三年，如果做不出大成绩，那是一定会被新人替换掉的。
因为赏赐新人的性价比，要远比赏赐老人的性价比来的更高。
用人如堆薪，后来者居上。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也。
但是，这两种逻辑放到勋贵这边，都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失灵。
损失厌恶？
勋贵在八议之列，做得再差，也就是停俸停职，难道还真能因为不靠拢就削爵吗？
英国公靠拢了，如果定国公不靠拢，他朱由检还真能对定国公做什么吗？不可能的。
至于增量空间，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太小。
文臣武将若求晋升，加红加绿之下，大道畅通。
但勋贵的升爵要求更高，能做的事情更少，这增量空间的激励，实在要小上太多了。
国朝在京勋贵三十余人，所掌事权不过寥寥。
英国公张惟贤、定国公徐希皋列位班首。
平日里有六部九卿推选议事，他们能够参与，但也就只是如此了。
往下，保定侯梁定勋掌京营，襄城伯李守琦掌大汉将军，灵璧侯汤国祚掌红盔将军，驸马都尉侯拱辰掌宗人府。
……其余勋贵，要么在五军都督府轮转，要么备宿卫而已。
从贪腐之事上，更能窥见勋贵事权狭小的尴尬之处。
毕竟大明朝，有多少权，才可以贪多少钱，那是明码标价，板上钉钉的。
给事中虽然只有七品，但位卑权重，年入三五千金不等。
过往首辅冯铨、田尔耕这等角色，收贿也是万金万金的收。
而到了勋贵这里就惨了。
去年魏忠贤纠出来的京营包揽弓箭钱粮案就在眼前。
总督京营的泰宁侯陈良弼，分了一千六百两，还得分润五百两给恭顺侯吴汝胤。
而工部区区一个虞衡司郎中，在这事里就独得一千五百两，往下的工部主事也有三百两可分。
就算如此，总督京营，也已是在京勋贵们能谋到的最肥的差事了。
因此，大部分勋贵的精力还是在自己的田地、商铺、矿洞之中。
奏请盐引、田土、矿地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
房山、涿州的煤炭、石矿，全是他们占坑私挖的身影。
所以，北直隶改革，动得最狠的就是这批勋贵的利益。
因为北直隶最大的地主是皇帝，其次就是勋贵，再次才轮到本地士绅。
做任何改革，都要分清楚利益所在。
北直隶改革之中，潜在的对抗力量，地主文臣还要往后放放，这帮勋贵才是受损最为严重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搬到西苑认真殿的原因。
无他，左右狭窄，管理简单，只需笼络数百亲卫，就能将路口堵得严严实实。
旁边又临着湖水，着火了救起来也简单。
开完这次会后，要再清一次宫了……
朱由检心中默念一句，脸上却已转出温和的笑容，开口道：
“勋贵与国同休，这大明中兴之事，自然不能不参与。诸位然否？”
一句话，让沉寂的勋贵群体中起了一丝微澜。
自新君登基以来，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漠视和无视，此刻皇帝的主动垂问，不啻于天籁。
几位勋贵对视一眼，最终还是班首的英国公张惟贤站起身来，躬身答道：“陛下圣明。臣等世受国恩，食朝廷之禄，自当为新政中兴之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还请陛下发令。”
朱由检满意地点点头。
“朕有几事，需要诸位勋贵去做。”
“其一，天下勋贵，无论两京各地，关于新政，人人有份，都要各自上疏来讲。”
“以尔等之爵位、所领之职事，所见世情究竟如何？”
“想做事，就往做事的路子上走；不想做事，至少也要和朕好好说说这天下之事。”
“此事不难吧？”
张惟贤皱了皱眉头，觉得这事太简单了，但还是立刻答道：“此事不难。”
朱由检又道：“其二，襄城伯求掌京营之事，朕也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