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原流寇已经偃旗息鼓，但崇祯心里很清楚，要想发兵进剿西南，必须先稳住辽东。
历史已经证明了，每当关内剿匪战事进行到关键时刻，京畿就会被关外的东虏给搅得天翻地覆，从而导致剿寇功亏一篑。
他绝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再次上演。
杨嗣昌闻言，立刻躬身回应道：
“请陛下放心，议和之事臣一直在暗中推进，不敢有丝毫懈怠。”
“微臣已经秘密派人联系了宁锦巡抚方一藻，以及监护太监高起潜。”
“与东虏接洽议和之事，现在已全权交给了他们两人负责。”
朱由检听了这话，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议和之事，关乎国体，非同小可。”
“此前朕一再强调不可声张，为何杨卿还要联系宁锦巡抚？”
“那方一藻毕竟是外臣，若是走漏了风声，被朝中言官御史们知晓，恐怕不会轻易罢休。”
“届时弹章如潮，你我君臣可不好轻易收场。”
但杨嗣昌却显得胸有成竹，语气十分笃定：
“陛下明鉴，正因此事机密，所以才需要寻一可靠之人。”
“实不相瞒，方巡抚此前就收到过关外那皇太极送来的议和信。”
“只是慑于朝廷舆论，唯恐陛下怪罪，所以一直不敢上报。”
“微臣派人与他暗中联系，表明中枢意思后，他立刻就应承了下来，表示一定极力促成此事。”
“陛下放心，此事有方巡抚在台前周旋，再有高公公在一旁监视，可谓是万无一失。”
听了这番解释，崇祯紧绷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既然是这样，那说明方一藻还算谨慎，想必应该知道其中利害，不会轻易泄密。
可这君臣二人终究未曾亲历边塞烽火，对前线的真实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
他们并不知道，自从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来，对大明一直采取的是软硬兼施、边打边谈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他屡次组织入塞，劫掠人口财物，打击明朝国力军心；
另一方面，他又持续不断地向大明各处边镇送去议和信，极尽迷惑、分化、试探之能事。
不止宁锦前线，就连蓟镇、宣府、大同等地，甚至远在海滨的登莱，都收到过皇太极的议和信。
各地的巡抚、总兵们，哪个不是官场上的老油条？
他们虽然接到了书信，但却没一个人敢将其呈送大内。
毕竟袁督师“擅主和议”的下场人尽皆知，谁也不愿意步其后尘，被押送至京师千刀万剐。
因此所有关于议和的书信，都被他们死死压在了手里，绝口不提。
可如今形势不同了。
有了皇帝身边第一红人杨阁部的暗中授意，方一藻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关节？
杨嗣昌可是官场最炙手可热的新星，皇帝最信赖的心腹，有他出面，并且还拉上了太监高起潜。
这分明是皇帝本人也想议和，只是碍于面子不好公开表态，需要他们这些臣子来“体会圣意”。
有了这层默契，方一藻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
辽东前线压力巨大，他生怕哪天城池被破，自己性命不保。
如今能有议和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在崇祯十一年四月初三，方一藻拉上了太监高起潜，共同操办此事。
他俩派了一个名叫周元忠的算命先生作为密使，带着六名随从，秘密出关拜见皇太极，商议议和一事。
消息传回沈阳，皇太极得知后，第一反应是诧异。
明廷竟然主动遣使来议和了？
他时常把议和挂在嘴边，无非是一种迷惑明廷君臣、为自己行动争取时间的策略罢了。
而大明朝廷一直以来态度都非常强硬，摆出了一副天朝上国与逆虏不死不休的架势。
难不成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皇太极心存疑虑，于是决定暂时不亲自出面，以免过早暴露己方态度。
他先是派了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礼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詹霸等人前去迎接，设宴款待来使，探探口风。
与此同时，他立刻派出精干探子，火速潜入京畿地区打探消息。
探子的动作很快，不到半月便带回了几个关键情报：
崇祯皇帝和他的兵部尚书筹划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剿灭境内的流寇。
明廷倾尽全力增兵十二万，布下了四正六隅之网。
闹得最凶的闯王兵败后被生擒活捉，随后押赴京师凌迟处死；
其余如张献忠、罗汝才等巨寇也纷纷投降，中原乱局初定。
得知这个消息，端坐在龙椅上的皇太极不免有些感叹：
“中原果然地大物博……”
“眼看着明廷已经日薄西山，内忧外患不断，竟还能短时间拉出十二万人的大军剿匪。”
十二万人是什么概念，他满洲的男丁也就差不多这个数。
“毕竟是享国两百多年的大明，底子真厚。”
可越是感叹大明底蕴深厚，皇太极对中原的觊觎之心就越发强烈。
议和是不可能议和的。
但借此机会，从崇祯手上狠狠地敲一笔竹杠，却是完全能做到的。
客观上来讲，皇太极确实是一代枭雄。
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建议，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良。
当初范文程只是给皇太极提供了入主中原的战略思路，欲得中原，必先夺取北京，威胁华北，再待天时。
但具体怎么夺取北京，范文程就抓瞎了，还得皇太极自己想办法。
而皇太极经过思考后，形象地提出了“伐明如伐树”的理论思想。
他不止一次强调道，要避免与明军硬碰硬、避免强攻坚城堡垒。
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小规模骚扰、劫掠，逐步剪除其外围屏障，持续损耗大明的国力、军力、民心，
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待大明根基腐朽，再一举推倒这棵参天大树。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给大明放血，等到它血流干了，自然也就亡了。
如今，面对主动送上门来的议和请求，皇太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给大明“放大血”的绝佳机会。
于是他立刻召集心腹，拟定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议和条件，并通过使者回报给了方一藻和高起潜。
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皇太极要求明朝皇帝正式册封他为“大清皇帝”，以获得与大明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其次，明朝需将山海关以外的全部土地割让给清朝；
最后，明朝每年需向清朝馈赠黄金五千两、白银五十万两，而清朝则以人参、貂皮等特产回赠；
这封信件传到方一藻和高起潜手中，两人只看了一眼，就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答应分毫，只能火速将皇太极的要求密报京师。
果然，当这份议和条件送到崇祯皇帝的御案上，朱由检只看了一眼，便勃然大怒。
他将奏疏狠狠摔在地上，怒骂道：
“建奴欺人太甚！”
“朕乃天朝上国皇帝，岂能向一隅叛逆屈膝纳岁，割地求和？”
“简直痴心妄想！”
一旁的杨嗣昌见状，连忙开口劝解：
“陛下息怒！”
“皇太极此乃漫天要价，我等亦可坐地还钱。”
“议和之事，本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条件可以慢慢谈，不急于一时。”
“说不定谈着谈着，就能糊弄过去，为我朝廷大军争取剿灭四川贼寇的宝贵时机。”
“只要做好保密工作，免得朝中那些言官大臣们出来搅局，此事就尚有转圜的余地。”
“等日后平定了西南，自然也就可以腾出手专心对付东虏了。”
然而，依照大明朝如同筛子般的传统，想让这等大事完全不泄露，无异于痴人说梦。
很快，朝廷正暗中与东虏议和、杨嗣昌通敌卖国之类的流言，不知道就从哪个角落里传了出来，迅速蔓延开来。
朝野上下，瞬间炸开了锅。
尤其是那些以清流自居、擅长道德文章的大臣们，纷纷义愤填膺地站出来表示反对。
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们更是如同打了鸡血，弹劾奏疏一封接一封地往宫中送。
他们措辞激烈，怒骂杨嗣昌“通敌卖国”、“其心可诛”，堪比历史上的秦桧之流。
虽然这些人打仗没什么本事，但论起耍嘴皮子、搞道德批判，整个大明朝都没几个人是他们对手。
眼看朝中舆论汹汹，几乎要将自己淹没，杨嗣昌知道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他决定亲自站出来，在朝堂之上向众臣工解释，压下反对的声音。
崇祯十一年五月初三，常朝之上，气氛格外凝重。
待一般政务奏毕，杨嗣昌手持玉笏，出班躬身，朗声道：
“陛下，臣有本奏。”
“近日朝中于辽东之事议论纷纷，多有不明就里者，妄揣圣意，诋毁国策。”
“臣忝居兵部，职司所在，请求据理陈情，以正视听。”
他接着引经据典，发表了一番精心准备的策论。
其核心，便是以天象变化为佐证，试图为“议和”这一敏感话题披上“顺应天命”的外衣。
“臣观天象，近来荧惑失度，太白昼现，此皆兵戈之兆也。”
“考诸史册，东汉建武年间，亦曾有火星犯昴，主胡兵之象。”
“光武皇帝何以应对？”
“乃遣使与南匈奴修好，互通关市，终得边境安宁，成就建武盛世。”
“此乃顺应天时，以柔克刚之理。”
他顿了顿，又举出反例：
“反观宋太宗时，月掩荧惑，异象频生。”
“太宗不察天意示警，悍然兴师北伐契丹，终有高梁河之败，精锐尽丧，国力大损。”
“此岂非逆天而行，自取其祸乎？”
杨嗣昌扯了半天，无非就是想借一些历史典故，来论证他主持议和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但这番牵强附会的言论，立刻遭到了猛烈驳斥。
詹事府的少詹事黄道周第一个站了出来，指着杨嗣昌的鼻子便是一顿痛骂：
“杨阁部此言，实乃大谬！”
“天象示警，乃是告诫人君要修德明政，亲贤臣远小人，岂能成为你与虎谋皮、屈膝事贼的理由？！”
他大帽子一扣，紧接着又话锋一转，直指杨嗣昌的个人品行，
“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孝悌忠信，人之根本。”
“杨大人，你父丧守制未终，便被夺情起复，入参机务，难道不是违背圣人之教，悖逆人伦天理？”
“一个连基本孝道都不能恪守之人，有何颜面在此谈论天象、国策？”
“有句话说得好，其心不正，其言自伪。”
接着，黄道周又将矛头直指议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