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帮拿着农具冲锋陷阵的流寇，怎么能和大帅麾下的边军老卒相提并论？
其实，是不是流寇，并不以军队的组成来区分。
流寇思维，则指的是一种战略模式。
在明末，不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通常都表现出无根据地意识、无建设性目标、纯掠夺性生存的战略模式。
其核心在于：以暴力为唯一手段，以掠夺为生存基础，以流动为存在方式，拒绝承担任何长期治理责任。
诚然，很多时候，明末的起义军是不得已才采用这一套模式。
像明朝这种，到了晚期并且拖欠饷银严重，还能拉出数十万野战部队的王朝，少之又少。
明廷的剿匪力度之大，放在其他朝代简直难以想象。
很多起义队伍，攻破城镇后不分阶层，实施无差别抢掠，军事上胜则骄狂冒进，败则一溃千里。
更重要的是，这群首领天生就仇视文化精英。
其中就以张献忠为首，杀起士人来毫不手软。
江瀚看着李立远，解释了半天：
“咱们打下保宁府，乃至整个四川，不是为了抢一把就走的，而是要以此为根基，发展壮大。”
“杀光这群乡绅容易，可后面的麻烦就大了。”
“保宁府三十万百姓要吃饭；赋税要人收，户籍要人管，文书要人写，水利要人修，讼狱要人断......”
“这些事儿，光靠我们这点人可干不过来。”
“把他们全杀光了，谁来替咱们做事？”
“难道靠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来干？等他们学会怎么治理地方，这保宁府，恐怕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说白了，江瀚现在要面对的局面，和历史上，刚入蜀时的张献忠差不多。
张献忠入川初期，政策相对温和，旨在争取各方支持。
打击的对象，也仅限于那些坚决反抗的官绅。
根据地方志和当时在川的耶稣会士记录显示，其治下初期社会秩序稳定，甚至有大量的明朝官吏，转投了大西政权。
可后来，大西军因粮饷短缺，实行“打粮“政策，再加上过度依赖没收财产，严厉镇压地方叛乱，波及了大量平民。
这就导致了四川各地，叛乱四起。
许多大西军派出去的地方官员，不停地遭到地方反抗武装的袭击，死伤惨重。
（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在三四月之内，连杀十余县官者。）
张献忠为了打击报复，在攻陷成都后，便以‘科举’为名义，召集全川的士子前来应试。
随后，‘聚之于大悲寺，尽杀之’，遇难者达数千人之多。
（献忠性情猜忌，恐士子通敌，遂以‘结党谋逆’为由，屠戮应试者。大悲寺之变后，蜀地文人，几近断绝。）
在皇权不下乡的古代，屠杀学子、士绅，基本上就等于自毁基层的治理网络。
至此，张献忠的治下，赋税、户籍、水利等，全盘瘫痪。
政令更是出不了成都府一步，税收断绝。
于是他只能被迫走上继续抢掠和屠杀的道路，最终彻底失去了人心。
张献忠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所以江瀚一定要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保宁府三十万百姓，四川三百万百姓，只靠他一个人是治理不过来的。
这些保宁府的士绅，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用这种软钉子来对抗江瀚。
就是因为他们看准了江瀚想要争霸天下，所图甚大。
争霸天下是离不开他们这群读书人的。
这群人垄断了知识和行政管理的技能，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底牌。
而江瀚也需要利用这群人，来为自己治理地方，保证后方无忧。
但前提是，这群人必须听话，否则就是养虎为患。
杀人只是手段，江瀚现在需要的是，分化瓦解这帮乡绅。
江瀚坐在府衙里沉默不语，良久后，他才慢慢抬起头来。
一旁的李立远见状连忙凑了上去：
“大帅这是想到法子了？”
江瀚点点头，朝他吩咐道：
“你拿着我的手令，立刻去找赵赞画。”
“让他把这几家士绅所在乡县的分田工作，全都给我停了。”
李立远愣了愣：“全停了？”
“没错，都停了。”
江瀚冷笑道，
“对外就找个由头，说这几家的田契、户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
“告诉那些等着分地的百姓，什么时候这些乡里的老大人们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再开始分田。”
“要不然都给我等着，看谁耗得过谁！”
“你不是说，这群人在乡间素有名望吗？”
“我就是要逼着百姓，都去他们家门口堵着，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叫转移矛盾！”
李立远听罢，恍然大悟。
什么狗屁民望，在绝对的利益面前，百姓们只会觉得这群乡绅碍事，故意阻拦他们分地。
江涵接着补充道：
“另外，我这边立刻起草文书，开科取士！”
“我就不信了，他们这几家真能一手遮天？”
“偌大一个保宁府，难道就没有几个想出人头地的贫困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