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
周忠安联系全市四个分局，下放任务至街道派出所、联防队，全市重要交通枢纽联合对刘三德行踪进行调查。
只得知了一个信息，刘三德离开那天，是有一个瘦高瘦高的中年男人，开着辆号牌遮挡的大发TJ110面包车把他接走的。
大发TJ110是90年代初，在路面最常见的一款车型，因其价格便宜、且都是非常显著的黄色，在许多大城市用作出租车，又称“黄面的。”
在没有道路监控、天眼系统，出行也无需实名的1991年，想要锁定一个人的行踪有多难？
答案是：几乎不可能。
很大程度上，制约八九十年代警员破案率的，正是“追凶”这一环。
那个年代的刑事案件，很多并非找不到嫌疑人，而是明明知道是谁，却抓不到人——这就是“积案”与“悬案”的区别。
悬案难在不知凶手何人，而积案，是明知其名、知其面目，却无从缉拿。
没有摄像头覆盖的路网，没有实名购票的系统，也没有跨区域即时共享的数据库。
犯罪分子一旦逃离现场，往往就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
他们可能搭上一班长途汽车、跳上一列绿皮火车，甚至只是徒步走几十里山路，就足以消失在警方的视野之外。
排查靠的是腿，协查靠的是座机、传真机，追踪靠的是摸排与直觉。
一逃一个有，不是一句玩笑，而是那个年代刑侦工作最真实的无奈。
民警们常常是手握案情、明确对象，却只能望卷兴叹，眼看着案卷一层层叠上去，成为积压的旧案。
直到后来“天眼”系统逐步建成、身份查验技术日益完善，踪迹开始可追、可溯、可围堵，这样的情况才真正好转。
摸排走访调查，进行了好一会。
周忠安才得知陈彬拿到徐家兄弟的犯罪证据，急忙赶回市局。
“想法很好，但具体操作起来太难了。
徐家兄弟名下的公司、账户、关联人一大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各家银行互不联通，全是纸账本。
我们人手就这些，难道要派人一家一家银行、一个一个网点去翻几个月前的旧账？
等查到，刘三德早就跑没影了！”
陈彬听完周忠安的分析，眉头紧锁，或许是还不够了解这个时代，犯了个常识性错误。
资金流向，这在后世是最常见的侦查手段，却在1991年基本无法完成。
各个银行并没有联网的系统，账目几乎不互通，有些时候，你在这个银行存的钱，有可能在别的银行却取不了。
而且徐家兄弟生意往来频繁，私下账目更是数不胜数，想要从中翻找有用的线索......
几乎不可能！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办案技术和路径依赖。
周忠安内心是认可陈彬推理的价值，但他作为老刑侦，更有其基于当下条件的务实手段。
他的办法更直接，也更符合九十年代的通讯特点：
联系报社，发布通缉新闻，对刘三德进行公开悬赏。
这么做，首要目的固然是发动群众，希望有目击者能提供线索。
但更深层、更紧迫的战略意图在于：
要通过这铺天盖地的通缉令，直接告知那些正在帮助刘三德藏匿、逃跑的人员一个铁的事实——徐家已经彻底垮台了！
这不仅仅是一纸通缉，更是一发精准的心理炮弹。
它要打碎那些协助者的幻想，让他们明白，曾经的保护伞已不复存在，包庇不再能换来利益，反而会引火烧身。
这旨在从内部瓦解藏匿联盟，促使知情者产生动摇、恐惧，乃至为了自保或赏金而主动与警方合作。
这是在没有高科技手段下，一种基于人性博弈的、最经典的攻坚策略。
办公室内其余几个分局的负责人都点头应和。
包括陈彬，也觉得这是非常符合时代的一个做法。
就在这时，游双双清脆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周支，我觉得那个任务交给我吧。”
所有人都看向她。
袁杰太懂自己这个姐姐了，虽然只是表姐。
她想照着陈彬的思路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