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六月初七，安庆府桐城县。
天刚蒙蒙亮，县衙前的十字街口便聚了人。
不是赶集的日子，也没有告示要贴。
但昨夜从安庆府城捎回来的几份《通政明理报》，已在东乡、西乡、南乡传了个遍。
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听，念了一遍不够，再念第二遍。
此刻，那几张报纸被小心翼翼地贴在“王记茶摊”的竹棚柱上，周围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
“第三段，再念念第三段。”有人喊。
一个穿短褐的年轻人凑近报纸，一字一句念出声：
“‘三月十七，县衙陈班头带人下乡。小民跪地求宽限十日，陈班头不答，只将小儿阿贵锁了脖子，牵绳系于马鞍后，说“带你去县里说话”。儿媳哭晕在灶下。老妻追出三里，跌在田埂边，腿肿如桶，至今不能下地。’”
人群寂静。
良久，一个苍老的声音颤巍巍响起：
“这……这是东乡老王家的事。我认得。阿贵那孩子，我看着他长大的。”
“王家老农不识字，这信是请人代笔的！”另一个声音喊，“他自己描摹的！描摹的！”
“朝廷的报，登了咱桐城的事！”
“登了！登了！”
人群忽然爆发出压抑已久的喧哗。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攥紧拳头，有人蹲在地上，肩膀剧烈抖动。
茶摊老板娘拎着茶壶，愣愣站在灶前，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沸水里。
县衙后宅，此时却静得像坟场。
桐城县令周尚文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同一份报纸。
他的手在抖。
“……所涉案由，由刑部、都察院协督查核，每期附督办进展。”
督办进展。
这四个字像四根钉子，把他钉在椅子上。
他姐夫是当朝大理寺少卿，他与安庆知府是同科，同年之谊。
他以为这些关系够硬，硬到能把任何状纸挡在县境之外。
可这状纸，没有经过府，没有经过省，没有经过通政司，甚至没有具名。
它直接登在了朝廷的官报上。
“老爷……”师爷探头进来，脸色煞白，“府里来人了。”
周尚文猛地站起。
来的是安庆府同知，带着知府的手令。
手令很短：周尚文即日停职，听候勘问；所派盐引折色银两，即刻造册，勒令退还。
同知没进县衙大门。他站在照壁前，当着围观的百姓，把知府的手令念了一遍。
念完，他对周尚文拱了拱手：
“周大人，得罪了。府台有交代，此事由臬司衙门直接派员来审。下官只负责解送印信。”
周尚文的官帽，当场就被摘了。
人群里爆发出第一声欢呼。
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最后汇成一片山呼海啸般的呐喊，震得县衙的瓦片都似乎在颤。
“青天——！”
“青天——！”
有人在喊朝廷，有人在喊皇帝，又人在喊杜青天，但更多的人在喊“官报”。
他们或许不知道杜延霖是谁，或许不知道欧阳一敬是谁。
但他们知道，有一份叫《通政明理报》的东西，替他们把状递进了京师，替他们把贪官拉下了马。
当天下午，东乡王家。
老农蹲在门槛上，手里捧着那份不知转了多少道手才送到他这里的报纸。
他不识字。但那份报纸上的字，他认得。
托人寄信前，他亲手把信描摹了一遍。
如今，这报纸上印着的，是他的话。
“爹，”一个年轻人从院外跑进来，气喘吁吁，“县里来人说了，咱家今年多缴的那份银子，全退！陈班头锁人的那条链子，他自己戴上了！”
老农没有抬头。
他只是把报纸贴在胸口，贴了很久。
五日后，桐城县衙前。
一块新凿的青石碑，立在照壁东侧。
碑不大，三尺来高，青石料，字迹是新刻的。碑文不长，却刻得很深——
“隆庆元年六月初七，《通政明理报》载本县东乡民事。越五日，贪令黜，苛派罢，民困苏。里人感念王泽，勒石以记其事。愿后之览者，知朝廷耳目之明，知匹夫冤抑可伸。”
落款是“桐城东乡、西乡、南乡百姓同立”。
立碑那日，没有官员到场，没有鼓乐仪仗。只有几百个百姓，把碑围得严严实实。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拄着拐杖，颤巍巍走到碑前。他伸出枯瘦的手，一遍遍摸着那些新刻的字。
“值了。”他说，“这辈子，值了。”
有人递过一碗酒。老者接过来，没有喝，缓缓浇在碑前。
人群里不知谁先跪了下去。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片刻之间，县衙前黑压压跪倒一片。
他们没有跪县衙，跪的是那块碑。
碑上没有官讳，没有功名，只有一行字：“匹夫冤抑可伸”。
……
消息传到京师，已是六月底。
纱帽胡同，官报总局值房。
欧阳一敬坐在案前，面前摆着从安庆府送来的公文，以及一封辗转寄来的信——桐城百姓抄录的碑文。
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窗外，夏日的蝉鸣聒噪。屋子里却很静。
良久，欧阳一敬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屋里几个等候吩咐的下属。
“提举大人？”一个书吏试探着唤道。
欧阳一敬没有回头。
他只是望着窗外出神，很久很久，才低声说了一句：
“这碑……比十道御史的奏疏都重。”
他顿了顿，声音更轻：
“千言万语，不如百姓一块碑。”
当天傍晚，欧阳一敬带着那份抄录的碑文，再次去了文渊阁。
杜延霖看完，没有说话。
他只是将那张纸小心折好，放进书案右手边的抽屉里——那抽屉里，还放着那封“桐城老农”的来信。
“恩师，”欧阳一敬道，“学生想，往后每期‘风闻谏言’，末了都加一句话。”
“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