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性格决定命运的铁律，仍然毫不留情。
但是，经此一事，杨振却也验证了一点，不是孙传庭非要除掉贺人龙。
而是崇祯皇帝或者朝堂上的大臣们要除掉贺人龙。
若非如此，孙传庭恐怕也不会节外生枝，硬着头皮上书朝廷，为贺人龙请封“荡寇将军”的敕书印绶与封号了。
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孙传庭为贺人龙请封“荡寇将军”的事情。
但是也正因此，杨振才对中州战场的局势深感无奈与无力。
一个人如何对抗宿命？
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能做的，他该做的，他都做了，但是结果并未改变。
眼下关内局势糜烂至此，整个长江以北被一波接一波流贼流民反复蹂躏，就算他在辽东取得胜利最后又能真正改变些什么呢？
就好比说，一座大楼的承重柱都断了，你还在奋力维修这座大楼东北角上的窗户，就算修好了窗户，对于这座大楼来说还有意义吗？
杨振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战略抉择产生了疑问。
但是站在秀岩城外的山上，看着源源不断进入山下营地的移民，他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至少他把闯关东这件大事的开启，提前了两百年。
只要打垮了盘踞辽沈的清虏，他就能将这个事情持续稳定更大规模的推行下去。
这样一来，至少外东北丢不了，甚至外东北以外的更加辽阔的土地也能纳入版图，华夏人的生存空间也将更为广袤。
真到了那一天，关内战场结局如何，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方光琛的书信只有寥寥数页纸张而已，但是拿在手中，却让杨振感到无比沉重。
字字句句看下来，所花费的时间，远比拆看张得贵篇幅更长页数更多的报告多得多。
当然，其中有相当多的时间，杨振是处在凝望远方默然无语的状态之中。
随从们自觉散布在附近不远处，没人敢于打扰他。
包括为他送来这些书信的安庆后，也不自觉地退到了几步开外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杨振的情绪。
杨振是他们所有人的主心骨，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军心士气。
也因此，杨振并没有将后方来信内容告知部下们的打算。
正所谓，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这也是上位者的责任和宿命。
方光琛在书信最后，请求杨振为进入中州剿匪战场的“登莱兵”继续增加饷额、钱粮和军械数量。
方光琛给出的理由，让杨振根本无法拒绝。
其一是以忠义归明军为主的登莱兵，进入中州战场后，在一次次作战中耗费和损失了不少兵员、钱粮和军械，亟待补充。
其二是鲁豫淮北一带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只要给一口吃食，就能将其中青壮收编为营兵。
其三是中州战乱频仍，官府已完全失管失控，结寨自保的地方民团蜂拥而起，只要有粮饷，哪怕只给部分军械和一纸委任状，就能将他们纳入麾下。
最重要的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你不出手收编，他们就可能被左良玉、方国安这样的人收编，甚至走投无路之下投入流贼的怀抱。
所以，对于方光琛的这些请求，杨振当然不可能予以拒绝。
虽然金海镇大后方的钱粮军械供应的压力也很大，但是相对于地狱一般的中州战场来说，却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所以，当日下午回到秀岩城内的驻地之后，杨振立刻叫人准备笔墨纸砚，亲自给张得贵、方光琛写了回信。
一方面叫张得贵不必顾虑钱粮支出，该采买的物资再贵也要采买，该开工的战船必须尽快开工，同时应当救济和接收的灾民难民，也决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实在不行，就尽快派人前往瀛洲岛去，命令瀛洲、对马、平户驻军向德川幕府施压，叫他们提前支付崇祯十五年的钱粮物资，不给就出兵船夺取石见银山。
另一方面，杨振也直接下令给方光琛、张得贵以及忠义归明军中州前线诸将领，将他们麾下现有人马按团营例补充满员后，整体改编为忠义军第一团营。
与此同时，杨振新增了一个忠义军第二团营的番号，以及大量加盖征东将军印的委任状，专门给方氏父子收编中州及淮北地方民团。
虽然征东将军主要是用来“征辽平虏”的，可是谁也没说不能用来收编关内地方民团。
再说现在天下大乱，也没人来管这个事情，到时候再加盖上登莱巡抚方一藻的官印背书，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