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舅舅中，就数小舅萧国达脑子最活络。
安全问题，确实是彭刚最为顾虑的问题。
初来红莲坪就被附近半民半匪的山民所觊觎，这事给彭刚敲响了警钟。
正所谓邻居屯粮我屯枪。
没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囤积再多的粮食，挣再多的银钱，也只是白白便宜了别人。
彭刚多次登上过山顶，观察附近地形地貌，绘制精细的地图。
登顶之路虽然较为陡峭，可还没到峭不可攀的地步，谙熟红莲坪的地形，即可做到登临山顶。
在山顶居高临下俯瞰烧炭场，所有的人员与建筑一览无余，退可窥伺观察烧炭场，进则可直接凭借地形优势攻打烧炭场。
烧炭场的东西北三个方向都夯筑有土墙，唯独靠近山顶的南侧是山体，夯墙没太大的用处。
彭刚原本打算直接在靠山体的南侧直接挖一道三丈高，近乎垂直的峭壁，使得从山顶下来的人难以直接进入烧炭场。
可没挖多久，就挖到了石头，纯粹靠人力根本挖不动，只得作罢。
掘壁不成，彭刚退而求其次，在前往山顶的必经之路与南侧山体上挖陷坑、埋竹签、铺铁蒺藜。
彭刚不是没有想过直接把烧炭场的位置定在山顶。
可这么一来，场地大小和水源又成了问题。
毕竟红莲坪是要兼顾生产的烧炭场，而非纯粹的军事要塞。
山顶的问题，只能等这批后生仔练成，后续烧炭场增加人手后，再建瞭望台派人长期留驻警戒。
红莲坪的烧炭场逐渐步入正轨，三舅萧国伟背着从附近收来的一筐活鸡回到烧炭场，找到彭刚。
“三外甥，你现在在红莲坪安顿下来了，有你大舅和六舅帮衬，三舅心里悬着的这块石头也就放下了。”
“三舅是来辞别的？”彭刚已经猜出了萧国伟的来意。
六舅萧国达只比彭刚大五六岁，成婚不到四年，只有一个孩子，家庭牵绊没那么深，所以很早就打定主意带着一家三口来彭刚的烧炭场干。
大舅萧国英虽然家庭成员比较多，但他在家里比较强势，家里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权衡一番后，萧国英也决定拖家带口来彭刚这里干。
三舅萧国伟，性格没那么强势，家里也不是他的一言堂。思虑再三，萧国伟还是决定回铜鼓冲。
外祖家一碗水端的不是很平。
大舅是长子，自然不会亏待，六舅是幼子，不免有些溺爱。
只有夹在中间的萧国伟位置比较尴尬。
单说萧家兄弟的婚礼，大舅和六舅的婚礼办得要比三舅隆重，出的彩礼也多。
三舅娘对此没少抱怨，三舅萧国伟也自觉理亏，每每家里有分歧，夫妻意见不合，萧国伟总是底气不足，不得不多顾及考虑他媳妇和娘家那边的意见态度。
大舅萧国英和六舅萧国达这些天有和彭刚说过萧国伟要回铜鼓冲的事。
彭刚理解萧国伟的难处，没有强留萧国伟，也没有抱怨。
萧国伟能顶住家里的压力，撇下自家的事情，任劳任怨帮衬彭刚开山两月有余，这份情义已经很重，彭刚不敢奢求更多。
“你三舅娘和表弟表妹还在铜鼓冲，三舅家里头离不开三舅。”萧国伟无可奈何地说道。
他又何尝不想留在红莲坪，在自己外甥的烧炭场做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萧国伟有自己的苦衷。
“我理解三舅的难处，三舅是家里的顶梁柱。”彭刚没有多说什么，给萧国伟塞了四两碎银子，并亲自送萧国伟下山。
上山回到红莲坪炭场时，已是傍晚，炭场的两组少年都已经收工围拢在灶台边，有的劈柴、有的挑水、有的生火、有的淘米洗菜，分工明确。
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训练，两组少年逐渐培养起了初步的分工协作与集体意识。
时间观念也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强。
十九世纪中叶钟表在大清也不是特别稀罕的物件，价格下探到乾隆末年的四分之一。
只可惜彭刚现在囊中羞涩，即使五口开埠后钟表价格猛跌，他也消费不起。
时下欧洲中产圈层流行的银壳怀表在伦敦的售价是8～12英镑（56～84两白银），制表业发达的瑞士地区钟表的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但也要80～120法郎（50～75两）。
开埠口岸附近的钟表价格基本是欧洲的两倍还多。
现阶段彭刚就算变卖全部身家也换不来两块银怀表。
做工粗劣，每天误差能达到一刻钟的铁芯挂钟会便宜很多，二十几两白银能搞定。
后续手头宽裕了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买一个。
韦守山重操旧业后非常上心。
从选料堆放，到封窑点火闷烧，每个步骤都非常仔细，生怕出差错白白浪费了好木料。
在烧了四窑杂炭练手后，韦守山正式着手烧制高级的硬木炭和岗炭。
根据韦守山过往的烧炭经验，这两窑炭，一旦烧成，可以得到两千斤硬木炭，八百斤岗炭。
硬木炭和岗炭是品质较好的炭，售价和利润远超杂炭和竹炭。
硬木炭在江口圩的售价为每斤七八文的样子，岗炭的售价则在每斤十文钱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