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本家那边的族长彭先仲终于凑齐九吊钱赔偿金送到彭刚家中。
本家四房兄弟的脸色跟吃了屎一样臭，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彭先仲屁股后面，把强搬走的家具和六只小猪崽子一一物归原主。
清朝的制钱单位为文，千文一吊，或一串，又称一贯，与前朝相同。
清朝初年规定制钱一吊钱(千文)相当于银一两，一文值银一厘。
清中前期，尚未出现白银大量外流的现象，清朝在国际贸易中仍旧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因此白银和值钱的兑换比率一直长期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大致在雍正以前每一两白银合制钱八百文左右，乾隆中期一两白银约合九百文左右。
白银与制钱的兑换比率崩坏发生于道光年间，道光初年（1820年），白银和制钱的兑换比率尚能勉强维持一两白银兑换一千文左右制钱的水平。
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一千六七百文制钱了。
咸丰年间，银价更是一路高歌猛进，一两白银可以换到两千二三百文制钱。
根据铜钱铜、铅、锌、锡的含量不同，实际兑换比率也会有所出入。一般而言含铜量在六成左右的制钱会比含铜量在五成左右的制钱价值更高一些。
1848年，广西地区含铜量50%左右的黄钱、青钱（含锡），已经到了两千文上下才能换一两白银的程度。
广西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基本是使用吊钱，也就是铜钱进行交易，很少有机会用到银子。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必须使用白银的，那就是交税。
故而银贵钱贱无形之中也加重了小民的负担，毕竟交税时是要把吊钱换成白银。
本家的条件在庆丰村属于不上不下的水平，并不富裕，九吊钱几乎是他们能够拼凑出来的所有现钱。
迎着彭先仲苦苦哀求的目光，从如丧考妣的本家人身上抓下一串串很有分量的吊钱丢进自家的竹筐里。
彭刚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要怪也只能怪他们太不近人情，太过贪婪。
收了钱，彭刚信守承诺，放了耳朵眼睛被捂得严严实实，像两条狗一样被拴在后堂的本家长房和四房。
三个舅舅的到来让彭刚感到安心，来到这个时空以来，他终于得以睡上一个安稳觉。
翌日一早，彭刚伸了个懒腰，头一回认真欣赏起庆丰村的景色。
庆丰村仍旧沉睡在冬霜编织的纱帐中，远端的天幕逐渐裂开一线鱼肚白，几声报晓的鸡鸣穿透薄雾。
等到太阳升起，周围的景象变得清晰，夜晚所结成的白霜也逐渐消融于冬日的暖阳之中。
老实说，庆丰村的景色说不上美，除了矗立在村口的五棵百年黄枝油杉，附近坟头上零星栽种的风水树，便再难看到像样的乔木。
村子周围光秃秃一片，倒是西面和北面的莲花山沐浴在朝阳下映衬出的苍翠之色颇为养眼。
至于庆丰村的建筑，分布零散，连瓦顶的土坯房都难得看到几间，更遑论砖瓦房。
庆丰村的住房多是一些形状丑陋的低矮草房棚屋，脆弱得似乎大风一刮就会吹倒。
这些和牲口棚没有太大差别的简陋农舍居住条件自然是谈不上舒适的。
这些房子让彭刚回想起上一世他父亲为躲避超生检查，在后山为母亲和弟弟搭建的临时棚屋。
幼年时他不懂事，出于好奇心，哭闹着要和母亲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在棚屋里一起住。
他只住了两天就被蚊虫咬怕了，不敢再继续住。
而他现在目之所及的这些草棚屋，屋主可是要在如此恶劣不堪的生活环境中住上一辈子的。
以小农经济之脆弱，有清一朝地租苛捐杂税之繁重，对于很多人而言，能在这样的棚屋中安安稳稳地苟且一生都是奢望。
他们中的多数人，最后的结局是沦为一无所有的破产流民，冻饿而死。
庆丰村唯二的两座青砖黑瓦的小院子都属于本地的土家地主周凤章，为庆丰村最像样的建筑。一处住人，一处是周家的宗祠。
很难想象，这竟是石达开口中的贵县富村。
彭刚从竹篾编成的晒箩里拾起一片红薯干送进嘴里咀嚼果腹。
“哥，我们真的要去平在山烧炭吗？”
舅舅们连日赶路很疲惫，还在睡觉，彭毅起得早，轻手轻脚地来到彭刚身边问道。
“阿弟你不想去吗？”彭刚问道。
入拜上帝教，去平在山烧炭，都是他的主意，没有和彭毅、彭敏商量过。
长兄如父，尚且年幼的彭毅也默认彭刚为一家之主，无论彭刚做出什么决定都没有出言反对。
“三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三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三哥这么做肯定有三哥的道理。”彭毅说道。
“去烧炭也比给本家六房当儿子强，他们对自家人都那样，我和五妹如果真到了他们那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